【历史回眸】香港保卫战(下)荣耀终归于香港

文/宗家秀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09日讯】港英政府于1922年制定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最后一次动用,是在1967年香港亲共团体试图将文革运动引进港区的六七暴动期间,而这项紧急法案制定的初始,是针对当年在港发生的有中共红色背景的罢工。

1938年,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部海岸,7月港英政府通过《紧急条例》积极备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8小时,香港遭到日军突袭,驻港英军、加拿大、印度军及国军和香港民众积极参战,谱写了二战史上最为悲壮的香港保卫战

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法律适用,从来都是为抵制极权外侵、为保护香港本土文化与民意。而今天的港府欲动用紧急法,不是针对西来幽灵中共,反而针对港民,这是开历史倒车,港人会比对待当年抗日更为彻底和坚决的意志而予以反击。

接上文

历史不会遗忘

抗战时期的香港起到了物资运转枢纽和巨额款项输送渠道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在港设有专门机关负责对外采购和对内输入军用物资。军政部、贸易局、交通部、中央信托局都有驻港办事处。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九龙启德机场每天都有定期航班飞往重庆运输大量物资。

日本就香港物资运输问题不断向英国施压,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港英政府明确向日本表明,运输物资是合法的。1939年7月,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宣布香港禁止军火、石油等物资的运输。

战略物资运输不得不改变方式,一是从九龙半岛的沙鱼涌秘密走私抗战物资;二是将海外援华物资用轮船经香港运往越南或缅甸,再从公路运往内地。但截至1940年5月,仍有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

抗战时期,九龙启德机场每天都有定期航班飞往重庆运输大量物资。图为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启德机场。(公有领域)

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国银行总部设在香港,董事长宋子文和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经多次磋商后,两国金融界签订了《设立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规定中英双方各提供500英镑成立基金,用于维持中国国币抗战期间的汇价。1941年4月,宋子文又和英美两国签订“平准基金协定”,中国因此获得5000美元外汇和1000万英镑贷款,用以维持币制和采购战备物资。美英两国也借此资助中国抗战。

5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通过香港向海外华人发起战时公债募捐活动,仅两个月时间,重庆收到海外认购1.2亿元,香港1500多个团体参与活动,认购1200多万港币。

抗战期间,香港各界团体、乡会、商会纷纷捐款、献金、义卖、义演、募捐物质支持抗战。1938年8月,70多名中环及深水的小贩合力举行义卖,一个月内便筹得款项一百多万港币。1937年—1940年,港澳民众对广州等地支援抗战的汇款总计近20亿元。

香港人还捐献了大量汽车、飞机、医疗用品等物。香港许多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从香港将捐献的资金、被服、军鞋、药品等一批批运回中国。当战火临近香港时,港人组建回乡团,多以热血的年轻人为主,回到内地走向抗战第一线。

香港民众齐敲锣鼓御敌

1941年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后,香港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期。日军为了分化港人的力量,将很多香港人遣送回内地。日军将战利品从海上一批批运往日本各大城市。

香港城内的生活物资相当紧缺,人们经常排著长长的队伍购买物品,却没有人抢购、拥挤,港人的宁静与耐心,显露出他们内心的不屈,演绎着他们坚贞的文化。

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每到半夜,就三五成群、酩酊大醉地在街面上摇晃,随意地堆积在哪一户门口,疯狂敲门,门板被扣得震天响动,没有人会去主动开门。日本兵嘴里发出古怪的叫声,见到女人们就用电筒照射,追捉著。

很多香港妇女被吓得四处奔走。聪明的香港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一条街的每一栋楼房的每一层住户直至每一个邻居,大家都约定好,任何一家人如果碰到流氓敲门时,不予理会不开门,同时在家中猛力敲响锣鼓、锅、盆等一切能够敲响的器皿、箱柜等,隔壁邻居听见了,都跟着敲起来,然后整栋楼、整条街都敲起来,流氓兵在震天动地的喧闹声中会胆寒,使得他们的流氓行径无法得逞。

梅兰芳蓄胡不为日本侵略军站台

淞沪战争爆发时,梅兰芳正在上海日租界。为躲避日本人邀他唱戏,1938年4月,梅兰芳率剧团来到香港。后来剧团回到内地,梅兰芳留在香港定居。

没有了剧团,梅兰芳在香港便潜心画画、研习电影艺术汲取艺术养分。随着日军的不断扩张,梅兰芳打算迁居桂林。1941年12月8日,启程之前,日军的炸弹飞炸启德机场。好友许源打来电话说是演习。梅兰芳却说:“不像是演习。”

这期间,住在半山上的梅兰芳每天依旧生活规律,所不同的是,他每天不再刮胡子了。冯耿光和许源问他:“你有意蓄胡须?”梅兰芳回答:“恐不久就会派上用场。”

日本占领香港的第二天,一个日本人闯进梅兰芳的住所,拉着他的手说:“找得你好苦,我们的情报告诉我,你没有离开香港,8号去重庆的两架飞机上没有你。”

梅兰芳冷冷地问:“你找我有事没事?”对方回答:“我叫黑木,我们的酒井司令要见你。哪天有空,我来接你。”梅兰芳拿起帽子说:“现在就去。”冯耿光十分担心,梅兰芳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怕有什么用?”

梅兰芳跟着黑木去了九龙半岛酒店。见到了酒井,酒井兴致勃勃地说:“我看过你的戏。”他盯着梅兰芳的胡子惊讶地说:“你怎么留起胡子了,你这样一位大艺术家,怎么能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说:“我是个旦角,唱了四十多年了,身体不好,扮相和嗓子都不好了,不能再登台了。”酒井只好遗憾地让黑木送梅兰芳回去,黑木请梅兰芳到他家吃饭,非要请他唱两段,被梅兰芳拒绝。

后来,梅兰芳被日本人多次邀请去唱戏,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梅兰芳或让牙医开证明,或说没有剧团,总之坚决不为日本人唱戏和站台。

40年代的梅兰芳全家福照片。前排自左至右为梅葆玥、福芝芳、梅葆玖、梅兰芳,后排左起为梅绍武、梅葆琛。(公有领域)

1942年夏,梅兰芳从香港乘飞机回到上海,夫人见他又黑又瘦,还留着胡子,都很难辨认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梅兰芳立刻把胡子刮掉,重新走回艺术舞台。

陈寅恪严辞拒诱降

日军占领香港前夕,蒋介石派出最后一架专机接走了很多文化界政界人士。在港大教学的陈寅恪一家因故滞留在了香港。为躲避日本人的侮辱,陈寅恪让三个女儿打扮成男生。

一次,日本人看中他们住的地方,要将他家征做兵营,陈寅恪和日本人交流抗议。因为他用了日本最有教养的贵族语言,日本人摸不清他的来头,没有贸然行动。

由于香港物资非常紧张,陈寅恪一家饥一顿饱一顿,一只咸鸭蛋就是上等的好餐了,一家五口人分著吃。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公有领域)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曾劝陈寅恪,要他到上海、南京等日战区任职,配合日本实施奴化教育,被陈寅恪拒绝。北平沦陷后,北大校长钱稻孙许诺陈每月千元,让他去任职,亦被陈寅恪拒绝。

日本驻港总督准备出资40万元港币,威逼利诱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审定日中亲善中小学教科书,陈寅恪竭力推脱。在香港沦陷的日子里,陈寅恪坚守名节与操行,虽饥寒交迫甚至有性命不保之忧,仍然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傅斯年、杭立武等人积极筹措资金,想方设法营救他。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陈寅恪不仅安之若素、泰然处之,而且积极投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在太平洋战争的燎天烽火中,他重新校读完《新唐书》第二遍、第三遍,重读《北史》,整理了“晋书补正”等在香港大学演讲的底稿,为将来成书做准备。

“荣耀终归于香港”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抵港,正式代表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9月16日,中华民国、英国及日本代表在总督府签署香港受降文件,至此,日本正式在香港投降。

二战时期的香港保卫战与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期,历炼了香港与香港人坚忍不拔、抵御外侵、守护文明至死不渝的精神,鼓舞了一代代的香港后来人。

英国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史维苏里号(HMS Swiftsure)于1945年8月30日经香港鲤鱼门进入维多利亚港北角海面。(公有领域)

今天的香港人所面临的,不是日军,而是另一股邪恶势力——中共,一个企图无止境侵蚀香港人自由和人权的流氓政权。香港人今天的自由保卫战,同样意义非凡,是为中国人而战,是为人类尊严和自由而战。

香港,在神的护佑下、在全球正义者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打赢这场自由保卫战!正如香港抗争者们在《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中所言:

“香港人从未如此团结,整个世界也从未如此和香港相繋。大家的努力绝不是徒劳无功的,当前已有愈来愈多国家对香港抗争行动表达关注,在美国更是不分党派得到全国领袖们同气连枝的支持。只要我们撑下去,曙光定将到临,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争气。

“一次不行,就下一次。这里说的并不是要永续化或是将失败正当化,而是我们要有应付长期战和逆境的心理质素。折戟时不气馁不绝望重整旗鼓总结经验,每次再站出来时都比上一次更坚信这次会赢,我们终会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会赢的。荣耀终将归于香港。会的。”(全文完)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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