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传】之十:才子云集 传世之作涌现

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汉武帝传(10)大纪元文化小组

汉武帝携手群臣,成就了秦始皇称帝以来第一个鼎盛时代,在文治、武功、科技、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留下的丰功伟绩足以令后世赞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时也是一位雅好文学及音律的才子帝王,他搜遗文、兴汉赋、扩乐府,为强大繁荣的西汉王朝,注入了一股文采斐然的艺术风度。

大赋纵横

一朝天子一朝文化,在后人的总结中,历代中华王朝都有经典独特的文学样式,其它朝代都难以比肩,因此被称作“一代之文学”。楚有楚辞,汉代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那个时代造诣最高的文学形式。汉赋,就是汉代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尤其以汉武帝时期最为繁荣。经济的富庶、物产的丰饶、军事的胜利、政治的清明、四方来朝的兴盛,塑造了大一统王朝的磅礴气象。这些体现在文人笔下,就变成了一种鸿篇巨制、张扬文采的盛世文学——汉大赋。

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上林赋》,极尽夸张地铺陈天子游猎的盛况和宫室的豪华壮丽。图为明仇英《上林图》局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公有领域)

汉大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也有骈文的节奏韵律,是一种力求文辞瑰丽、大量铺陈的体裁。它大多描绘汉代的宫殿、都市、皇家生活的壮美与威严,并在文末附有规劝讽谏的文字。《文心雕龙》对汉大赋的定义就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在汉武帝之前,赋文学已经出现,受到楚辞影响,是一种“骚体赋”。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的发展和皇帝的推崇,洋洋洒洒的大赋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仰慕赋作家枚乘的文名,以安车蒲轮征召。但是枚乘年老,身体不好,在入京的路途中就去世了,让汉武帝非常惋惜。不过枚乘有个儿子叫枚皋,也是作赋的名家,他通过北阙上书向汉武帝自荐,说自己是枚乘的儿子。汉武帝大喜,召他在大殿上现场作赋,并封他为郎中。之后,枚皋成了汉武帝的近臣,随汉武帝四处巡行宫殿、地方以及封禅泰山。汉武帝每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纪念。因为枚皋才思敏捷,每次接到诏令,挥笔即成,是一位高产的作家。

通过多种招揽人才的方式,汉武帝身边汇集一大批文人雅士,很多大臣像是东方朔、严助、朱买臣等人都能作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了。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客游梁国,做了一篇《子虚赋》,后来汉武帝读了这篇文章,大为欣赏,忍不住感叹:“可惜朕没能和他生活在同时代!”身边的狗监杨得意说,作者是自己的同乡,汉武帝很快就召见了这位才子。

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子虚赋》写的不过是诸侯游猎的事情,不足为奇,希望再献上一篇描写天子游猎的大赋。司马相如就写了另一篇著名的《上林赋》,极尽夸张地铺陈天子游猎的盛况和宫室的豪华壮丽。这篇赋不仅歌颂了西汉作为大一统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暗含讽谏,开创了汉大赋的基本主题。汉武帝读后大赞,封他做了郎官。司马相如写文章,与枚皋形成鲜明对比,他总是要花费许多时间构思,才能完成一篇大赋。但是枚皋在司马相如面前,总是自叹弗如。

这些文人在汉武帝身边,既是文学侍从,也是政务上的得力助手,比如朱买臣在外地任太守,司马相如出使过西南夷。赋作家不仅能够以文才受到天子赏识,还能跻身政坛,可见当时文人的地位也是很高的,这也促使汉代文人越来越多地创作大赋。《汉书‧艺文志》统计了汉武帝君臣的作赋数量,司马相如有二十九篇,枚皋一百二十篇,严助三十五篇,司马迁八篇,统共有近三百篇赋,比西汉初期多出百余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惊叹。

乐府诗歌

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除了赋,还有乐府诗。诗歌历史悠久,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古时候经学和文学基本是一体的,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比如儒家经典《诗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文学成就、教化作用都是非常高的。孔子也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武帝尊崇儒术,自然也非常重视诗歌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力发展音乐机构——乐府。

古代的艺术,诗乐舞不分家,诗歌都是配音乐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图为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局部。(公有领域)

乐府从秦朝就已经设立,是负责管理音乐的官署,到了汉武帝时代,成为正式的集采集、创作、演奏音乐为一体的专业机构。这里要说明一下,古代艺术也是诗乐舞不分家的,诗歌都是配音乐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所以当时的诗也是歌曲,叫作“歌诗”。西汉的诗歌就在乐府机构中繁盛起来,成为经典的汉乐府。

西汉初期的诗歌创作并不多,主要有汉高祖创作的《大风歌》,还有唐山夫人创作的大型诗歌《房中乐》,后来加上配乐更名为《安世乐》,之后乐府机构只是沿袭旧乐,没有新作。到了汉武帝时代,乐府得到空前发展。首先是增添了演奏曲目。汉乐府有三大曲目,一个是《房中乐》十七章,其它两部都创作于汉武帝时期。一个是《郊祀歌》十九章——由司马相如等文人奉召赋诗、音乐家李延年谱曲做成的皇家祭祀乐章;另一个是铙歌二十二曲,被称作是军中之乐。

在丰富乐府曲目这方面,李延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李延年出身音乐世家,父母兄弟都是音乐艺人,他本人更是懂音律、擅歌舞,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史书上说,李延年所创作的音乐,听到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比如他曾作一首《佳人曲》,汉武帝听了之后感叹,世间哪有这样的佳人呢?于是平阳公主就把李延年的妹妹推荐给汉武帝,成为最受宠爱的李夫人。李延年也因此更受器重,借着汉武帝祭祀天地、兴礼造乐之际,他不仅把旧曲翻为新声变曲,还把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音乐改编为二十八首“鼓吹新声”。由于高超的作乐技艺,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显赫一时。

另外,汉武帝还为乐府制定了采集、整理民歌的制度,这样宫廷中出现了赵、代、秦、楚等地方的歌曲。到汉哀帝时,各地汇总的民歌多达260篇。采集民歌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自孔子编《诗经》,整理周代“国风”,到战国、秦汉初年,这项文化工作就中断了,汉武帝的举措是继承、恢复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代表的是百姓的心声,能够很好地帮助朝廷了解民间疾苦和政务得失。

如果说汉赋代表了宫廷文学的成就,那么汉乐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文学的精华。而且汉乐府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精神,成为诗歌史的又一高峰。很多文人也用乐府篇章作诗,为后世诗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文采焕焉

除了对文学的倡导,汉武帝本人也热衷文学、勤于创作,成就斐然可观,史学家班固用“卓然”、“焕焉”形容汉武帝的文采。汉武帝一生做了许多大事,也遇到了许多祥瑞之景,为纪念这些事情,汉武帝除了命大臣写诗作赋外,也亲自挥笔,留下许多诗篇。

汉武帝曾为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写下深情悼念的《李夫人赋》。图为《画丽珠萃秀》册之“李夫人”,清赫达资绘,梁诗正题。(公有领域)

比如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在打猎中捕获一头白麒麟,于是写下一首《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前113年),有人在后土祠旁挖出一口宝鼎,汉武帝心有所感,作《宝鼎之歌》;同年在渥洼水中惊现一匹神马,他又创作《天马之歌》;还有一次在巡行河东途中,汉武帝写下了一首《秋风辞》。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祭祀泰山,途经一个叫瓠子的地方,黄河即将决口,他命令随从大臣中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必须加入抢险行列,背柴禾加固河堤。面对洪水险情,汉武有感而发,作《瓠子之歌》;同年,甘泉宫内生长出一棵九茎连叶的芝草,他又写下一首《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带回汗血宝马献给朝廷,汉武帝为纪念此盛事,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前94年),汉武帝巡视到东海的时候,猎获一只赤色大雁,又作《朱雁之歌》。

汉武帝的诗歌具有楚辞特点,既有细腻入微的真情实感,也有一代帝王胸怀天下的气势,其中《秋风辞》和《瓠子之歌》可以算作代表作。我们先来看《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悲秋”是中国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汉武帝在楼船中与群臣宴饮游乐,却在把酒临风之际,感受到时光的飞逝,于是写下感秋之作。前三句描写秋景,文辞优美,第四句点明怀佳人也就是渴慕贤才的主题。后面几句描绘作诗的背景,在歌舞升平中生出人生短暂、少壮难再的感叹,韵味无穷。

《瓠子之歌》是汉武帝在黄河决口现场即兴所做,表达了拯救苍生的博爱胸怀。我们节选第二节赏析:“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这一节描写了堵塞决口的紧张场面,前两句点明河水的湍急,暗示工程难度之大。接下来是治水过程,柴草不足立刻砍伐竹林来筑坝。治水胜利后,汉武帝不忘向百姓宣谕防治水患的重要性,整首诗写得气壮山河,也流露出帝王心系天下的悲悯情怀。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也创作过两篇赋,其中一首是《李夫人赋》,另一首已经不可考。李夫人就是《佳人曲》中的女主角,但是早早就病逝了,留给汉武帝无尽的伤感。有一天,汉武帝思念李夫人,命方士为她招魂,汉武帝只能远望不能近观,感慨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于是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展示了伟岸帝王情深意重的一面。

正史之祖

有句话说:“西汉文章两司马。”指的是汉武帝时代两位姓司马的文豪,一个是以辞赋著称的司马相如,另一位就是史学家兼散文家司马迁。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史记》的地位有多重要呢,它在史学上是正史鼻祖,在文学上是散文经典,在经学上又是一家之言,在古代的典籍中几乎没有一部著作达到《史记》这样的成就,所以呢它是一部“绝唱”。

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史记》。图为司马迁(左)和他的《史记》(右),明万历二十六年北监刊本。(公有领域/大纪元合成)

那么这部巨著是怎样完成的呢?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史官,也就是太史公。司马谈博学多闻,精通天文、《周易》及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百家有精湛的研究的学问。在汉武帝在全国搜求前代遗文时,司马谈有机会博览天下的经典古籍。史官的责任是著史,司马谈就有个志向,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贯穿古今的通史。而司马迁自幼继承家学,通晓诸子百家,从董仲舒、孔安国等名师学习经学。长大后他开始漫游各地,采集旧闻故事,积累下丰富的历史素材。

司马迁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人,为人聪慧通达,善于文辞,后来在朝廷中担任郎中。到了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准备封禅大典,司马谈因故未能参加,深以为憾,以至于身患重病。刚好司马迁出使巴蜀后赶回来,见到临终的父亲。司马谈就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司马迁,希望他能继承祖先治史的事业,继任太史公完成那部史书,并且记录下汉代以来帝王将相的辉煌功绩。三年后,司马迁担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出于修史的需要,司马迁提议改历法、更年号,并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太初历》取代了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重大进步。在世界上,太初历也是处于领先水平,比古罗马的儒略历早了五十八年。新历法确定后,汉武帝为此举办盛大的典礼颁布新历法,并把那一年定为太初元年,新历法也因此得名《太初历》。之后,司马迁正式撰写《史记》。

再到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因为遭遇匈奴大军,力竭投降,还有传闻说他帮助匈奴练兵,汉武帝怒其忘恩负义,朝臣也多认为李陵罪在不赦,而举荐李陵的司马迁却为他辩护,因此被以欺君之罪判处死刑。为充抵死罪,司马迁不得不忍辱接受宫刑。之后他得以继续著史,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写作不辍,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史记》一书。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西汉约三千年的历史,首创了纪传体编史方法,确立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体例,跨时久远,体式完善,为后来的“正史”提供了完美的范本,因而成为二十四正史之首。而且司马迁著史,并不是单纯记录历史事件,而是继承《春秋》微言大义的精神,将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思考融入其中,也就是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汉武帝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汉大赋有着纵横张扬的文采,汉乐府囊括天下民歌,史传又有着宏大豪壮的愿景,无论哪一种文学样式,都体现著宏伟、博大的特点。

都说时势造英雄,或许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代,才能孕育出志向远大、才情洋溢的文人,才能留下这样气势壮阔、文辞瑰丽的艺术。从这点来说,汉武帝不仅以自身的才华,倡导并繁荣了汉代文学,更为当时的文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创作的广阔舞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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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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