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悲”字了得?终生难忘人间悲剧(图)

作者: 陈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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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梦走向高潮 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破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勒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粮食,所以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及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辩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我的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几倍。在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我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动工作。

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更是有脚无路,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倒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求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天堂”岁月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并非天天有此繁重体力劳动,何况还有那两斤粮食的热能补足。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这样的作为,实属惨无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非人道行为,并非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把草菅人命成为合法的制度准则。何况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些牛鬼蛇神如当年的犹太人,如何处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整理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

还在六○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下×××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

我每每见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是可以作“戏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以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怎一个“悲”字了得?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人间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时。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风中抖瑟,几株枯树上,偶而停著一两只昏鸦,发出凄凉的哀鸣,更增添在苦难岁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凉心情。一天中午,医院领导叫我将死者宋方林的病历材料带来,因他的妻子前来询问。我带着病历材料来到办公室,见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边偎依一个7、8岁的女孩,一个大致有4岁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须问,就知道是母子关系。我只能按照以前几百次的“操作规程”按病历上记载,向母子三人宣读其亲人的“死亡判词”。那妇女在听着我振振的宣读后,已泣不成声。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哭泣,那幼小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坟墓,要求是合理的,医院领导们的办法依旧,叫我将母子三人带到那座“万人亲坟”去祭奠。那女人来到坟前从一个补著补丁的布口袋里取出两条冷红苕,放在坟前称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渐渐地那女人大的哀器变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过分悲伤而再现休克,我只得用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政治谎言来安慰她,诸如他被划为右派,是因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后,政府是如何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治……死后又是如何的厚葬……,无论我怎样以堂皇的政治术语,她就是爬在坟前不起来。

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当惊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国人从降生到懂事开始,比别的学科先学的就是“压抑”,从而便获得了“压抑功能”,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锤打和社会的帮助,建立了“压抑免疫系统”,在任何社会悲剧面前,都不会让中国人精神崩溃,因此中国人患精神病比率少于其他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泪水。大概是“物伤其类”的效果反应吧,此时此景,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儿也会在此上演一幕同样的悲剧吧。因久劝无效,怕出现意外,我只得坦诚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劳教人员,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环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机会罢了。

那女人听到后,感到是丈夫的“同类”,心灵上略有一丝宽慰,那一双充满泪水眼睛凝视着我,是信?还是不信?不过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谁也不会去冒充坏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将母子三人带到第一病区的病房(医院的临时招待所)住下来,并从病房中选了两件比较清洁的被盖来,叫他们住下。然而吃饭却成了难题,因为到厨房去吃饭,必须交纳粮票和钱。母女三人来自农村,何来粮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动将挑死人得到的“奖赏”拿出一斤,又向其他医护人员动员,因为我是病区的主治医生,病区里除那个一门不懂的护士长(女干部,其实是干部家属)外,我还是有一点权威性,所以当我说明情况后,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奖励”的人,也自愿拿出二两、三两,总共凑了三斤粮(饭)票,才到厨房里取来三个“罐罐饭”(每罐三两),炊事员也发了一次善心,将那有盐无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铁碗,这在那饥荒岁月里是何等的难得啊。当我把饭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时,那女人从自己一份又分出一点到儿子的罐罐里,那小女儿见到妈妈分饭给弟弟,她也从自己的一份中分一点给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以付出为主,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热的付出漩涡中去。

往事微痕”供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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