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远赴朔漠 三征葛尔丹

圣祖仁皇——康熙大帝传记之九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清王朝的东北边境刚刚平静,西北大漠狼烟再起。大一统王朝盛世,还要面临最后一场大型的战争考验。与满清世代联姻、忠心归附的蒙古汗国,出了一位枭雄葛尔丹。他意图称霸西北,与清南北对峙,成为康熙帝的一大劲敌。

从康熙十二年平三藩至二十五年雅克萨之战,十余年间内外战事不断。面对西北铁骑,康熙帝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挥师讨伐。御驾亲征的壮举,鼓舞了前线将士的士气,延续了满族人马背得天下的豪情壮志,更为圣祖皇帝的卓越武功,写下又一传奇的篇章。

准部作乱

朕读经史,塞外蒙古部族常常和中国抗衡,从汉唐到宋明,历朝历代深受其害。像我大清,能在蒙古宣扬国威,并让他们忠心归附的朝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康熙帝

(出处: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康熙朝实录》)

葛尔丹擅自称汗,肆意掠杀,令大漠动荡不安,也引起朝廷不满。图为清 丁观鹏等绘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阿尔楚尔之战”。(公有领域)

明末,北方的蒙古分为三大区域——漠南内蒙古、漠北喀尔喀外蒙古及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漠西各有四大部族。从清太宗皇太极时代起,漠南归入清朝版图,漠北和漠西的几大部族则长年向清朝遣使进贡,进献白骆驼一头,白马八匹,是极高规格的“九白之贡”。

原本蒙古各部族在清朝的统治和庇佑下和睦相处,但是漠西准噶尔部族的崛起,打破了蒙古各部之间的平衡。首领巴图尔珲台吉,肆意扩张势力,将其他三个部落驱二并一,称霸漠西蒙古。康熙四年(1665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准部出现内乱,其子葛尔丹自西藏赶回,将作乱者囚的囚、杀的杀,成为准部新一任的珲台吉。

葛尔丹也是个经历丰富的传奇人物,他被西藏黄教认定是三世“活佛”的转世,从小就在西藏出家学佛,先拜四世班禅喇嘛为师,后追随五世达赖喇嘛,深受器重。但是他本人不喜佛经,唯好武枪弄棒,还时常留意准部的军政事务。等到准部动乱时,他就雷厉风行平息内乱,登上首领宝座。

之后,葛尔丹趁势继续扩张,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出兵攻打已经迁移的和硕特部,杀害自己的岳父、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葛尔丹擅自称汗,胁迫诸部听其号令。他的肆意掠杀,令大漠动荡不安,也引起朝廷不满。

康熙帝优待蒙古,坚持以亲善、和睦的政策处理蒙古部族的矛盾,因而多次劝谕葛尔丹,并安抚被他击溃的部族残众,将他们重新编制,授予名号,并接济粮食和牲畜。但是葛尔丹表面恭顺,实则野心勃勃。在向朝廷称臣进贡的同时,他不仅要求康熙帝认可他的汗位,而且四处用兵,蓄谋吞并漠北喀尔喀地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葛尔丹藉喀尔喀两翼——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的纠纷,率三万兵士向土谢图汗部发起攻击,继而东进攻掠车臣汗部的牧地。喀尔喀人集三部族的兵力,与葛尔丹激战三日,仍然全军崩溃,牧民丢弃帐篷、财产及牛羊牲口,纷纷逃窜,昼夜不绝。

喀尔喀两翼部族转向内附,请求投诚清朝“大皇帝”。为了蒙古的长久稳定,康熙帝在供给粮食、资产之后,又组织新附的两翼部族首领与内蒙古科尔沁部王公,举行了盛大会盟活动。

同时,康熙帝传谕葛尔丹,希望蒙古族人共享太平,远离征战离乱之苦,并责令他与喀尔喀部族和睦相处,归还其牧地,退回本土。那么,葛尔丹是怎么回应的呢?

驼城鏖战

本朝自成立以来,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所向无敌的原因,在于赏罚分明、制度严格、将士勇猛、器械精良,以及人人都想着报效国家,因而打仗的时候个个舍生忘死,奋勇当先。——康熙帝

(出处:本朝自列圣以来,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以赏罚明、法制严、兵卒精锐、器械坚利、人思报国、殚心奋勇之所致也。——《康熙朝实录》)

图为清 丁观鹏等绘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霍斯库鲁克之战”。(公有领域)

虽说葛尔丹击溃喀尔喀蒙古部族,但是因为其族人的内迁,所以葛尔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人口和牲畜,也就是没有掠得实际的好处。因而,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喀尔喀族人的战争。

起初,葛尔丹还派遣使者入京,做出忠顺的模样。但他自恃控弦之士数十万,更兼有回部、青海、漠北的广袤土地,于是日益骄纵蛮横,公然违抗康熙帝的和解政策。同时,他几乎每年暗通俄国,寻求俄人的同盟以及军队、炮火的援助。

另一边,康熙帝也时刻留意葛尔丹的动向。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他命王公大臣率领将士,驻防边地,抵御葛尔丹的南侵。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葛尔丹领三万兵,渡过乌尔札河南下,扬言“请兵于鄂(俄)罗斯,会攻喀尔喀”[1]。康熙帝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一面发兵赴前线支援,一面警告留京的俄使,命俄军遵守《尼布楚条约》,勿插手葛军动乱,切断葛尔丹的援助。

一个月后,葛尔丹驻扎于乌尔会河。康熙帝嘱咐前线的将领阿喇尼,在援军到来之前,他只负责监视葛军行动,不可与之交锋。然而阿喇尼不遵帝命,贸然发动攻击,派二百人进攻其前锋,又发五百人袭击辎重部队。结果,清军大肆抢夺敌军财产,自乱阵脚,反被葛尔丹打得惨败,阿喇尼也受到贬官处置。

七月,葛尔丹已深入乌珠穆沁地区,康熙帝做出一个大胆而鼓舞人心的决定:御驾亲征。他安排了三路大军:西路由裕亲王福全、皇子胤禔带领,从长城的古北口出发;东路由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领兵,出喜峰口;自领中路军亲征。

不过遗憾的是,康熙帝出征后,一直患病,不得已停驻于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但仍然坚持抱病指挥各路军务。

七月底,葛尔丹南下至乌兰布通,一个距离北京仅仅七百里的城镇。抚远大将军即裕亲王隔河排兵布阵,准备迎击。葛尔丹采用奇特的“驼城”阵,即用一万头骆驼围成一个保护圈,绑起脚让它们趴在地上,背上背着箱垛,再盖一层湿毛毡。敌军就藏在箱垛下面,在缝隙处发射炮火,兼用钩矛攻击。

这个布阵法攻守兼备,清军却毫不畏惧,前锋将士用炮火猛攻驼阵一段,从下午到晚上,直打得震天撼地,硝烟弥漫。终于,清军大破驼城,将其截为两段。于是步兵、骑兵趁势攻入,击溃敌军,葛尔丹乘夜遁逃。这场仗打得很惨烈,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战死沙场,清军伤亡也很大。

谁知,狡猾的葛尔丹派人到清军营,假意卑辞乞和。裕亲王受到迷惑,命全军停止追击,错过生擒葛尔丹的最佳时机。而葛尔丹沿着盛京、乌喇、科尔沁一路逃亡,竟然畅行无阻。康熙帝知晓后,将裕亲王等人降职罚俸,以示惩戒。同时传谕葛尔丹,从此后不得伤害喀尔喀一人一畜,否则朝廷将对他“务必穷讨,断不终止”[2]。

深入瀚海

朕昔日亲征葛尔丹,群臣皆劝阻,只有费扬古赞成。后来两次出师,都是朕独自做决定。——康熙帝

(出处: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劝阻。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后两次出师,皆朕独断。——《康熙朝实录》)

清郎世宁绘 《马术图》。(公有领域)

在乌兰布通受到重创的葛尔丹,曾向清朝使者“忏悔”,发誓不再侵犯中华帝国的子民。然而他一旦逃出重围后,就展露枭雄奸诈的一面,重新召集散亡人员,准备东山再起。但实际上,他的处境非常危急,军中没有牲畜,士卒感染瘟疫,相继病亡。为了生存,他不仅向西藏达赖喇嘛求援,还向清廷求赐白银,解救燃眉之急。

康熙帝慷慨赠予他白银千两,并多次派使者劝降葛尔丹,许诺将会对他进行优抚。葛尔丹却不思悔改,仍然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人,还派出官员到清军驻地,打探情报。康熙帝曾严肃斥责他,若再怙恶不悛,蔑视圣旨,清廷将永远终结和他的外交和贸易。但是葛尔丹置若罔闻,四处挑起争端。不过他也不敢进犯漠南,而是扬言向俄人借兵六万,将大举南侵。

距离上一次大战的七年之后,也就是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帝不再容忍,准备调集大军,将他一举歼灭,永绝后患。否则,清廷以后要继续在边境驻防,劳民伤财,将士和百姓都深受其苦。

为了保障这次大战的胜利,康熙帝下诏再次起驾亲征。尽管群臣恳切劝阻,康熙帝也不改其志。其实清朝很多大战,都是由康熙帝统筹安排,可见其雄才大略,卓越不凡。况且当时康熙帝正当盛年,雄姿英发,亲征葛尔丹不仅能更有效地指挥大军,还能振奋军心,实为明智之举。

这次出征,康熙帝安排十万大军,仍是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路统帅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兵从克鲁伦河出发,负责侧击葛军;西路统帅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马,出归化北越沙漠,负责断其后路;康熙帝坐镇中路,沿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北上,与西路相约会师于土喇(今蒙古境内),准备夹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整肃的清军在无边无际的荒漠草原上,马不停蹄地行进著。康熙帝关心士卒疾苦,军中大小事务,事无巨细都会亲自过问。目睹边塞的艰苦环境,以及将士不畏艰难的精神,康熙帝有感而发,写下《瀚海》一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清军渐渐迫近葛尔丹军的驻地,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由于西路军远涉大漠,沿途水源、粮草的补给匮乏,无法如期抵达土喇。康熙帝三思之后,很快制定了应对方案。一面传谕西路军队火速行军,赶赴土喇;一面遣使,假意邀葛尔丹会盟。他认为,葛尔丹听说康熙帝亲征,一定会吓得连夜逃跑,那时再出兵追击,有很大可能遇到赶来的西路军,实现两军夹击。

果然,葛尔丹得知康熙帝亲至,惊恐万分,亲自到山上遥望清军阵营。只见大营中龙旗飘举,銮驾雍容,四周用帷幕围成皇城,外设网城。如此浩大威严的军容,令葛尔丹失声惊呼:“是兵从天而降耶!”[3]

决战昭莫多

朕一直希望,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太平和乐的生活。绝不容许有人调拨关系,毁灭他人的家国。——康熙帝

(出处:朕之素怀,惟愿率土之人,咸跻雍和,共用安乐。断不容摘发隐私,倾人家国。——《康熙朝实录》)

图为清 丁观鹏等绘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平定回部献俘”。(公有领域)

一切发展都在康熙帝掌握之中。葛尔丹不敢与清军交锋,尽弃营帐、器械,连夜遁逃。康熙帝命内大臣马斯哈任平北大将军,率军穷追猛打。五天后,西路的费扬古赶到昭莫多(今蒙古境内),在距敌三十里处,背山临河的地方安营下寨。

昭莫多是蒙古语“大森林”之意,自古是漠北的著名战场,明成祖就曾在这里大破阿鲁台。费扬古先派四百名前锋,且战且退,引诱葛尔丹至昭莫多。之后,费扬古将大军分为左右两翼,埋伏在小山上,还有一路汉军急速登上小山顶峰,余者沿土拉河在西面列阵。

这时,葛尔丹率一万兵马赶来,准备抢占小山顶峰。清军凭借地利,弓弩、炮火齐发,踞险俯击。葛尔丹和妻子以及所有士兵,一同下马,冒着炮火猛冲。两军交战,各有伤亡,从早到晚无人退却。

在紧要关头,费扬古遥望敌军后方的辎重部队,立刻下令全军奇袭敌后。于是,清军乘势呼啸前进,声震天地。葛军仓皇逃窜,坠崖者不计其数,堵塞涧流河沟。昭莫多之战,清军打败葛尔丹精锐,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战。康熙帝得到捷报后大喜,亲自犒劳西路大军,并在昭莫多刻石记功而还。

经过乌兰布通、昭莫多两次惨败,葛尔丹元气大伤,再无翻身的机会。他身边仅有几千人,缺乏牲畜粮食,冻饿而死者甚多,幸存者纷纷溃散逃亡,向清朝投诚。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葛尔丹仍然没有乞降的意思。

康熙帝对葛尔丹的处置也非常慎重,一方面交代边防将士,趁此机会尽快剿灭葛尔丹,刻不容缓;一方面以仁慈之心感召,继续劝降葛尔丹。他派使者送去敕书,给他七十日的期限,如果再不投诚,朝廷就要继续发兵征讨。

同时,康熙帝对前来投诚的人员,也给予优待和安抚。比如,康熙帝特派大臣,赠送衣食,帮助降人安居;如果有亲属曾被俘虏的,一一查明后安排他们家族团聚。葛尔丹的一名亲信对此感佩地说:“清朝国富兵强,中华皇帝堪称‘活佛’啊。让敌军的父母和子女团聚,有谁听说过呢?”[4]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北上至鄂尔多斯城,召见费扬古,密议第三次征剿葛尔丹之事。次年,康熙帝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斯哈各领一路兵马,守住葛尔丹流窜的必经之地,迫使葛尔丹困守一方。康熙帝相信,葛尔丹无所逃生,要么投降、要么被擒、要么自尽,他的下场都是一败涂地。

由于投降的人越来越多,葛尔丹处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望境地。正如康熙帝所料,葛尔丹服毒自尽,结束了他穷兵黩武的一生。至此,康熙帝终于平定了葛尔丹这股叛乱的势力,让蒙古大草原重新恢复和睦、繁盛的景象。

注释:

[1]《康熙朝实录》卷145: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2]《康熙朝实录》卷147: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丙子条。
[3]《康熙朝实录》卷172: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亥条。
[4]《康熙朝实录》卷180: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条。

点阅【圣祖仁皇——康熙大帝传记】连载文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