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盛世下的西洋景观(下)

圣祖仁皇——康熙大帝传记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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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不仅是关乎古代农耕的国本重器,也是一个朝代的象征,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历法,经朝廷专业的司职官员修订,再由皇帝钦定,以诏书的隆重形式颁行天下。定正朔、颁历法,往往昭示著国家一统和秩序的砥定。

因而中国的历法又名“皇历”,受到历朝皇帝的重视。康熙帝也曾对大臣讲过“天文历法,朕素留心。”[1]经过传教士的修订和中西历法之争,清王朝终于确立了全新的皇历,但是康熙帝仍继续关注新历法的精确性。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康熙帝亲自用仪器进行测验,发现西洋历法在夏至的推算上也出现误差。

康熙帝告诉大臣们,西洋历法大致准确,但是时间久了在细微的时分度数上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这一年夏至,钦天监奏报是午时三刻,但是他仔细测量发现,正确的时间是午时三刻九分。这样一来,十年后历法的误差就会越来越大。于是,老当益壮的康熙帝,又在心中规划着又一幅鸿篇巨制的文明蓝图。

一代大典

汇编一套最高学术水平的典籍,以此教化天下、垂范万世。——康熙帝

(出处: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清史稿》)

每天蒙养斋编修的书稿,都要进呈康熙帝亲览、修正,才能定稿。图为1699年康熙帝读书像(45岁)。(公有领域)

畅春园,是康熙帝仿照江南山水敕建的皇家园林。建成后,康熙帝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园内居住,是他晚年最爱居住的离宫。当康熙帝意识到修订历法的必要性后,他在这里的蒙养斋设立算学馆,招天下能人异士于此,研究天文历法,擅长自然科学的传教士也入值其中。

蒙养斋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要撰修历书,还涉及乐律、算学等多个领域。因而,这里也有了“中国科学院”之称。康熙帝非常重视他们的工作,特意命三位皇子和几位大臣参与其中,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每天蒙养斋编修的书稿,都要进呈康熙帝亲览、修正,才能定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部长达百卷的巨著完成了,代表了当时中西学术的最高水平。这套书包括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和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三部专著,不仅涵盖了西方算学、天文学、声律学等自然科学,也汇集了传统历法和乐论的精华,康熙帝把它们合称为《律历渊源》。

在自然科学方面,康熙帝还把自己一生所学,凝结成一部《康熙几暇格物篇》。顾名思义,就是康熙帝利用万千政事中的余暇时光,把生活中思考、实践的科学问题记录成文,形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论文集。

这部文集,包含九十三篇短文,对物理学、天文学、医药学、古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进行论述,并且注重科学验证,是古时候唯一一部出自皇帝之手的科技著作。它代表着这位盛世天子在卓越政绩之外的,在科研方面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比如,康熙帝年轻时,在丰泽园的皇家稻田上巡视,偶然看见一株水稻高于众稻之上,种籽品质绝佳。于是他收藏起来,来年进行播种实验,发现这类水稻不仅早熟,而且能够一岁两熟,制成的大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特名之为“御稻米”[2]。四十年来,康熙帝食用的都是这种稻米,他还在关外、江南推广,有利民之功。

还有“定南针”一条,康熙帝指出,指南针所指向的位置不是正南方,各时各地的误差也不尽相同。比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指南针在京城的方向偏移三度,在盛京为正南,而康熙五十年后京城的误差变成二度半,其它省的指向或偏东或偏西,情况都不相同。康熙帝的结论是在实地测量的基础上得出的,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古代实测资料。

国家地图

以天地六合为疆域,以四海八方为边界,幅员辽阔,无远不至,真是前所未有的地图精品啊。——康熙朝九卿

(出处: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巾员】该广,靡远弗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康熙朝实录》)

《康熙皇舆全览图》,该图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公有领域)

在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学之后,康熙帝还准备运用全新的知识,勾勒出又一幅更为宏大的图卷。康熙一朝在科技上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除了科学专著《律历渊源》外,最著名的就是绘制出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地图。

古代的地图叫舆图,清朝以前的地图都是平面图,无法展现地势高低起伏,在实地计算时就会出现误差。因而康熙帝从即位起就非常关注舆图的准确性,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朕自幼就关注国家的地理。古今有名的山川,无论处在多么偏远荒芜的地方,朕一定会详细考察图册、广泛询问意见,务必收集到准确的信息。”[3]于是,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远赴昆仑、西域绝远之地,亲自考察每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并把它们添加到舆图中去。

在见识了西方精确的算法和精密的仪器后,康熙帝每每出巡时,都带着传教士随行,让他们负责测量地理位置和舆图绘制的工作。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怀仁首先完成了《坤舆全图》,将更早期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加以完善。这是一幅世界地图,中华王朝第一次有了绘制成两个半球型态的世界地图。

此外,南怀仁还撰写了上下卷《坤舆图说》,为地图做注,介绍了地球形状、自然现象、五大洲分布,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

经过多次出巡、用兵中的地理考查,时机已经成熟了。康熙帝于四十六年(1707年),下旨命传教士雷孝思、白晋等与中国的学者、官员,在全国展开大型的实地测量活动,着手绘制一幅更为详细、准确的清王朝地图。

官员们跋山涉水,走过中华神州的每个角落,结合原有的土地丈量方法和西式的天文测量法和三角测量法,进行着持久不懈的辛劳工作。集中西精英的力量,这幅地图终于在十一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问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这部舆图集,以铜版刊印,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约为1:140万,展示了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的中华版图。它是中国第一幅用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制作的地图,分为总图和各省的详细分图,其中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等细节,都做了明晰的标示,可谓“荒远不遗,纤悉毕载”[4]。

后世学者称赞,它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好的一幅地图,放眼欧洲也都是最好、最精确的旷世杰作。

传教兴衰

西洋传教士仰慕中华文化,万里航海而来。如今他们修订历法,制造火炮用于战争,赴俄罗斯谈判,为大清诚心效力,劳苦功高。——康熙帝容教令

(出处: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正教奉褒》)

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们,成为在中华推广西方文化的使者。不过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传播教义,那么,西方信仰在康熙朝发展的状况如何呢,它会像科技那样引起康熙帝的兴趣吗?

在中西历法之争以前,由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传教士尊重中华传统和儒家思想,非常贴合民众,加上汤若望等人供职宫廷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华一度传播顺利。康熙三年(1664年),入华传教士共计八十二人,修建教堂一百五十余座,教徒达二十万余人。

在汤若望“历狱”事件后,传教士的事业受挫。康熙帝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但是并没有解除对天主教的限制。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诏:“允许南怀仁等人照常信教,但是担心各省市再次建立教堂、吸纳教徒,仍然严令禁止传教活动。”[5]

不过康熙帝看重传教士的才干,大胆起用他们,并虚心向其学习西方科技。传教士们除了教授西方科技外,也忠心辅佐天子。他们中有的擅长铸造大炮,助朝廷平定三藩作乱;有的精通拉丁文,协助满清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清朝基业做出杰出贡献。在和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康熙帝对天主教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下达一道容教令,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推动传教事业攀上一个高峰。在诏令中,康熙帝赞许传教士多年来的功绩,认为他们一心传教,没有任何作恶行为,也不是左道惑众,不应禁止他们的传教自由。这是天主教入华百年来,中华皇帝第一次以诏书形式予以支持。

不过这段黄金时期并未持续很久。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祭天、祭孔、祭祖的传统,这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成为西方宗教的一大争议,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礼仪之争。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教宗派使者铎罗入华,在南京发布禁令,禁止中华教徒的祭祀习俗。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下令将铎罗押解至澳门关押,并严令在华传教士,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就要被遣回本国。

为了保护尊重中华传统的传教士,康熙帝还为他们发“信票”,作为长期留居中国和传教的凭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颁布明确的禁教令。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又宣布:“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6]从此开始朝廷长达百年的禁教政策。

尽管如此,康熙帝重用并礼待那些精通西方技艺的传教士们,让西方文化在清王朝继续熠熠闪光。康熙帝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再次彰显了他广博的胸襟和睿智的眼光。

注释:

[1] 《康熙朝实录》卷247: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未条。
[2] 出自《康熙几暇格物篇》。
[3] 《康熙朝实录》卷289: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条。
[4] 《康熙朝实录》卷282: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5] 《康熙朝实录》卷5:康熙八年五月辛未条。
[6] 出自《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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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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