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马列主义的坦白与忏悔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77)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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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新人”

无法回归社会的监禁与刑罚系统大肆吹嘘的目标根本矛盾。该目标声称,要对在押者进行改造,并把他们转变成“新人”。正如让-吕克.多梅内克所指出的,该系统不断声称:“拘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罪犯改造其习惯的机会。”安全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阐明了新被拘留人员面临的这一过程:“一个人只有在首先承认其做法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顺从是必须教给囚犯的头两堂课,他们必须在整个逗留期间记住这些课程。”一旦囚犯与其过去决裂,他们就可以开始接受“正确的思想”:“当务之急是,必须逐渐灌输四项基础教育原则,让犯罪分子的政治思想重返正轨:马列主义、对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共产党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因此,监狱首先成为教这些难驾驭或学得慢的“坏学员”的地方;因为党的思维至少就是这样。帕斯夸里尼在一座劳改营偶然发现一个横幅,上面写道:“欢迎我们的新同学!”在这里肯定有东西要学。在训练期间,每天饭后在牢房里进行至少两小时的学习。但是,当一些囚犯的进展不令人满意或有政治运动时,学习可以持续一整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在很多情况下,持续两周到三个月的“不间断学习”用作对刑罚系统的一种介绍。课程遵循极其严格的模式,期间禁止四处走动、站起来(甚至是改变坐姿)、交谈,当然还有入睡──这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后的一种永久性诱惑。作为天主教徒的帕斯夸里尼惊讶地发现,冥想、坦白和忏悔被改造为马列主义的做法,唯一的区别是行为无情的公开性。目标不再是重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而是将个人溶入服从党的一群人中。学习是以坦白为中心,非常详细。偶然穿插阅读和评论《人民日报》,或者讨论一些和他们的教育相关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而代之的是阅读毛主席的作品;每个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本他的思想选集。

在所有情况下,目标都是相同的:摧毁个体人格。牢头本身就是囚犯,以前通常是党员,在这一点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会不断地敦促,使小组讨论能持续进行,或者讲述一些充满道德原则的故事来指导我们。我们可能谈论过的所有其它事情──家庭、食物、体育、消遣,当然还有性──完全被禁止。‘在政府面前,我们必须一起学习、互相监视’;这就是座右铭,它写在监狱的每个地方。”坦白是个好主意,承认自己是坏人才做了坏事,也是如此:“无论我们属于哪一类,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有很坏的思想”,这位牢头会说。如果有人承认他有坏思想,那么其解释必须是每个人都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反动思想所污染。归根结柢,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政治的社会中,所有罪行都是政治性的。

解决方案非常简单:改变人们的想法。因为在中国仪式与心灵是密不可分的。林彪元帅推出了一个模型,鼓励人们成为身着连衫裤工作服的又一个革命者,或者像士兵雷锋一样的英雄。他很自豪能够成为为该事业服务的伟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执行一项任务时,他足够幸运地殉职了。林彪宣称,“囚犯很快学会用不置可否的口号谈论。当然,其危险在于他可能最终会用口号思考。大部分人都会这样。一般来说,营地生活的现实会把他从这种思想中拉出来。”

让.帕斯夸里尼回忆起由认罪制度导致的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学习时期的一个寒冷多风的夜晚,我离开牢房出去小便。当寒冷的西北风吹打着我时,我不大想走200码到茅厕。于是,我走到一幢库房旁边,靠着墙小便。毕竟,我推断,黑暗中没人会看到我。

我错了。我勉强解完时,屁股上被狠狠地、迅速地踢了一下。当我转过身时,隐约辨认出一个轮廓,但那声音属于一名看守。

“难道你不知道卫生规则吗?”他质问道,“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我的名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

“我承认我错了,看守。但我所做的只是违反了监狱规定,而你却违反了法律。政府成员不得伤害囚犯。禁止身体暴力。”

那个轮廓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你说的对,包”,他慎重而平静地说道。“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将在我们(看守)的下一次自我批评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你准备回牢房给我写一份彻底的忏悔书吗?”

我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也被感动了,因为这是看守在囚犯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闻所未闻!我只好脱口而出,“是的,看守,我当然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开始准备我的忏悔书。几天后,在每周反省时,我大声朗读它,让整个牢房都能听见。

“我所做的表面看起来可能不太严重”,我在读完后补充道,“但经过进一步检查,它显示对政府教导的不尊重和对改革的抵制。通过小便,我在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表达我的愤怒。它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就像我认为没人看时在政府面前吐痰一样。我只能要求政府尽可能严厉地惩罚我。”

忏悔书发给了杨看守。我等待着。我做好了再次被单独监禁的准备。两天后,杨带着其裁决来到牢房。
“几天前”,他说,“你们中有一人认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犯下了一个大错……这次我们会放过他,但不要认为,这意味着只要你写一篇道歉,就总能摆脱困境。”

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描述的所谓洗脑就是这样。它没有任何微妙之处;它只是相当野蛮地强加了一种拙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一切都有着过分简单化的答案。关键是要确保囚犯没有个人表达的机会。手段是多重的。最原始的是系统性的进食不足(它弱化了抵抗力),以及马列正统信仰信息的永久饱和。这些手段用于没有空闲时间(长期学习、工作和强制性操练)或个人空间(牢房过度拥挤,灯光整晚都亮着,且只允许有很少的个人物品)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想法的环境里。讨论是强制性的,所有人的发言都被仔细记录下来,并存入发言者的档案。帕斯夸里尼为1959年说的一句话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这句话中,他显示出对中共干预西藏略微缺乏热情。该系统另一个原有特征是,将大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委托给囚犯,显示了该系统的有效性。囚犯们互相搜身,评估其同伴在工作中的表现,并控制他们的进食量,讨论待获释者所接受的“改造”是否足够;尤其是批评监狱的同伴,催促他们完成自我批评,以显示自己的进步。(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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