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内斗——对习近平的追责问题

透视五中全会之四

上篇讨论了中共内斗的一条主线——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本篇讨论内斗的另一条主线:对习近平的追责。

习近平上台近8年,贵为核心,人还在世就把名字写进了党章、“宪法”,不仅凌驾江胡,也超过了邓小平,直追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此的是,中共每况愈下,现在简直就是“末日狂奔”,习近平对此能没有责任吗?因此,对习追责,几乎成了中共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

例如,今年上半年,各种“逼宫”消息不断。不论是太子党陈平转发的公开信(呼吁召开紧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习近平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问题),还是署名“邓朴方”的“致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15个问题),都声色俱厉、气势汹汹。

面对追责,习又能怎么办呢?

首先,把权柄、把刀把子握得紧紧的,近乎一种病态的敏感。

三类人群尤为防控重点。其一,对党内现职高层和退休元老,精密布控,打击任何“非组织政治活动”。五中全会即将推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其用意就是要把习的“定于一尊”具体落实,板上钉钉。

其二,对公开批评者,如属于红二代的任志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被取消退休待遇、冻结银行账户(幸亏人在美国,否则还不知怎么样呢);如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开除公职、不准各界人士救济、不准出国,法学博士许志永再次入狱,等等。这些是做给社会群众看的,杀一儆百。

其三,防范经济大腕、金融大亨,尤其打击政商串联者(如重判安邦保险集团吴小晖18年、越境抓捕明天系的肖建华、马云被迫退休等等),宣称重构“亲”、“清”政商关系;同时,高调统战民企,9月16日发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民企统战文件,用意是杜绝任何经济力量脱离控制,为异己提供资源。

其次,紧缩政治言论空间,打击异己,确保“习思想”一统天下。

这里仅提三个突出做法。其一,大量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刮起个人崇拜之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自2014年出版后,今年已出到第三卷;还有多种专题摘编型的单行本。吹捧奉承之风全国劲吹。例如,7月24日,王毅把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梁家河大学问”之类的丑剧层出不穷。此外,习的画像也在许多地方悬挂,甚至挂进佛寺道观、天主教堂、西藏喇嘛庙。

其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成为中共干部(尤其高干)表态标准。习当局严厉打击“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者。2003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强化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成为一些落马官员的罪名之一。

其三,2019年1月1日,“学习强国”上线,体制内的人,每天必学。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学习习思想的平台,集新闻聚合、即时通讯和社群网路等功能于一体,包括行动应用程式端(APP)及网站。德国网路安全公司调查发现,学习强国APP每天会收集并行送详细的手机使用记录档,是个监控利器。

习的这些僵硬、强硬做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自己处境更加恶化,促进了党内反习势力的大联合。

目前,习近平内外交困,形势有利于党内反习势力。国内外形势越严峻,党内反习势力的声浪就越高,对习追责的压力就越大。但是,党内反习势力也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即政治纲领问题。

习近平声称自己“保党”,“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但问题是,在“封闭僵化”和“改旗易帜”之间,实质上并没有第三条路,这是习现在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党内反习势力,追责习近平容易,可以把目前的困境、绝境都归因到习头上,但是,又如何走出新路呢?

如果仍然坚持“保党”,那也只能向左转,与习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顶多是策略放灵活些、身段放低些;但是,这于内而言老百姓不买账,于外而言离美国诉求相差太远,仍然苟活不了几天。须知,打着邓小平的旗帜来反习,绝没有出路,因为邓小平旗帜本身就有大漏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跛足改革早死于六四屠杀了。

党内反习势力的唯一出路,只有“改旗易帜”这一条,可是他们有这个认知、决心、意志与能力吗?目前都还难说。

总之,习近平与党内反习势力的搏杀,如果仍陷在“保党”的框架内,双方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意义。

如果,其中一方能与中共切割,那不仅给自己带来生机,也在给中国开辟生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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