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监狱群岛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113)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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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群岛

原则上,民主柬埔​​寨没有监狱。据波尔布特在1978年8月的讲话称,“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不使用‘监狱’这个词。我们社会中的坏分子只是被赋予了要完成的生产性任务。”红色高棉对此非常自豪,强调与政治过去和宗教传统的双重决裂。根据宗教传统,惩罚被推迟,拘留被佛教的业力所取代,其中罪恶只在来生偿还。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惩罚是立即进行。然而,有“再教育中心”(munty operum),有时称为“地区警察总部”。陈旧的殖民地监狱就像城里所有其它建筑一样被遗弃,只在少数几个小型省级城市里被重新占用。在那里,多达30名在押者会被塞进一间为两三个人设计的牢房里。在新政权下用作监狱的建筑物,往往是此时无用的、陈旧的学校建筑,或者寺庙。

毫无疑问,这些颇不同于传统监狱,甚至颇不同于有着极苛刻体制的监狱。至少可以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囚犯的生活更容易一点,甚至是帮助他们生存下去。食物配给量微乎其微──有时一盒米饭供40名囚犯吃。没有医疗设施,过度拥挤的问题很普遍。囚犯们时常被戴上镣铐:对于女性和较轻类别的男性囚犯,会被戴在一只脚踝上;普通男性囚犯戴在两只脚踝上,有时肘部也被绑在背后,所有链条都系在一根固定在地面上的铁条上(khnoh,译者注:即铁镣铐)。没有厕所,也没有清洗的可能。在这些条件下的平均期望寿命为三个月;很少有人活下来。其中一个罕见的例外描述了他在西部大区监狱中的好运:“他们只杀死了大约一半或更少的囚犯。”他足够幸运,在1975年末被关了起来。当时释放囚犯仍是可以想像的,直到4月17日。在1976年以前,有20%至30%的囚犯获释,也许是因为当时人们仍然相当认真地看待通过让人精疲力尽的体力劳动来进行再教育这一理念。它是中国和越南监狱系统的核心。来自旧政权的官员甚至士兵,只要安分守己并且努力工作,就有真正的机会活着逃脱。甚至在疏散的早期,这也依然是真的。此后,旧的术语得以保留,但却没有了一切含义。监禁通常被说成是邀请参加“学习会议”──这是红色高棉从中文“学习”一词借用来的。所有的教学目的的消失(据潘达拉﹝Y Phandara﹞的描述,Bung Tra Beck营地可能是个例外。那里用于关押从海外归国的柬埔寨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一个地方总部的一张便条中得到了默认。该便条规定,所有儿童不管年龄如何,都不应该与他们的母亲关在一起,“为的是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部清除。”这是对“斩草必须除根”这一口号的实施。该口号是毛主义极端分子中对“阶级遗传”概念的一种激进表述。这些儿童被单独留下,没有被捆绑,但无人照料。他们的命运特别悲惨。更糟糕的是少年犯的命运。对于他们,没有监禁的最低年龄限制。据一名前官员说,

最令我们动容的是20名幼童的命运。他们大多属于1975年4月17日以后被疏散的人。这些儿童因为太饿而行窃。逮捕他们,为的不是可以惩罚他们,而是可以以极端凶残的方式处死他们:

监狱看守把他们击打或踢打至死。

他们用他们做活玩具,捆住他们的脚,将他们吊在屋顶上,让他们摆来摆去,然后以踢打使其平稳。

监狱附近有一个池塘;刽子手将孩子们扔进去并用脚踩住他们。当他们开始剧烈摆动时,他们会让他们抬起头来,然后重新开始这个过程。

我们,我自己和其他囚犯,私下里为这些孩子的命运而哭泣。他们正以如此骇人听闻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有8名刽子手和看守。主管Bun和Lan(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两个名字)是最坏的人,但他们都参与了,争着看谁可以让他们的同胞遭受最残酷的痛苦。

囚犯之间的主要区分在于被判慢慢死去的人与要被立即处决的人之间。这首先取决于他们被关押的原因:他们是否违法、社会出身不纯、公开表露过对该政权的不满,或是参与过某种阴谋。在最后3个案例中,人们通常受到审讯,以便他们要么承认以前在一个被禁止的类别中工作过,要么坦白认罪,并点名指认其帮凶。如果他们进行任何一丁点抵抗,就动用酷刑,而且比任何其它共产党政权下都用得更为普遍。红色高棉在这方面特别病态和具有施虐狂般的创造力。最常见的手段之一是使用塑料袋进行部分窒息。许多已相当虚弱的囚犯没有活过这些酷刑期;尤其是女性很遭罪。刽子手的借口是,最严重的酷刑带来了最好的效果。一份报告声称,囚犯“首先被礼貌地讯问,根本没对其使用任何暴力。因此,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在说实话”。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供认对未来的定罪特别有利,在押者就被转移到监狱地狱的下一级。因此,人们可以从当地监狱到区域设施,然后到主要大区监狱,最后到达吐斯廉的中央监狱。无论到达那一级,结果通常都是相同的。在饱受酷刑折磨之后,一旦囚犯没有了更多信息招供(这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他就直接被处决了。这通常是用刀子完成的,或者像在三局县(TramKak)一样,用铁棒完成。扬声器会大声播放革命性音乐,来掩饰以这种方式死去的囚犯临终时的痛苦。

人们也可能因某些在合作社里可能导致麻烦或死亡的相同犯罪而被监禁,特别是如果这些罪行规模较大的话。监狱里有许多小偷。他们组织了大规模行动,经常是与其同谋一道进行。但也有许多人有婚外两性关系,还有很多人发表了“颠覆性”言论:抱怨食物不足或柬埔寨臣服于中国、对表现为一种军事行动的农业环境感到厌倦、对革命赞歌进行戏谑、传播反共游击队的传闻,或者提及被无神论者颠倒的世界注定要销毁的佛教预言。一名妇女(一名“70年代人”)因被激怒后在食堂打碎了一个杓子而被囚禁。她被激怒是因为,她已在饥荒中失去4个孩子,却仍然不被允许陪伴其最后一个孩子。她这个孩子正在医院里奄奄一息。

1996年,柬埔寨人权研究所所长凯西纽(Kassie Neou)报告说:

因为说英语的罪行,我被红色高棉逮捕,并用套在颈部的绳子把我一瘸一拐地、摇摇晃晃地拖到马德望附近的Kach Roteh监狱。这仅仅是个开始。我被用镣铐与其他囚犯锁在一起。镣铐扎进了我的皮肤里。我的脚踝上仍留有伤疤。几个月来我一再遭受酷刑折磨。当昏倒时,我才得以喘息。

每天晚上,看守都会进入牢房,大声叫喊一名、两名或三名囚犯的名字。他们会被带走,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按照红色高棉的命令,他们被暗杀。据我所知,我是从Kach Roteh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囚犯之一。这实在是一个酷刑和灭绝营。我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我善于讲述伊索寓言和高棉神话中的经典动物故事,从而能够让作为我们看守的青少年和儿童很开心。

除了这些政治案例之外,还有大量社会案例:曾就自己以前的职业撒谎或者隐瞒过去历史中诸如长期旅居西方等有损声誉事件的人。 监狱中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尽管他们占极少数),甚至还有士兵和红色高棉官员。在三局县监狱,这些人占所有囚犯的10%,或者说,在477人中就有46人。他们表现出偷懒的迹象或“开了小差”。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尝试去探望他们的亲人。中级或较高级别的干部一般直接被送到吐斯廉等中央监狱。

参观这栋陈旧的学校建筑,就是感受陷入恐怖的极致。在柬共时代,该建筑仅被以代号称为S-21。不过,它只是数百座拘留中心中的一座,尽管它造成两万人遇难,但这并不是一个极高的数字。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在别处也同样糟糕。只有2%的死者,或许还有5%的囚犯,在吐斯廉得以幸存;因此,无法与奥斯威辛在纳粹集中营系统中的核心作用相比。除了广泛使用电力之外,也没有特定的酷刑方式。它唯一的特定特征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央委员会”监狱,失势的干部和落马的领导人就被送往那里;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强大的“黑洞”,几乎没有机会活着摆脱,只有六七名在押者活了下来。它也很独特,因为它保留了1975年至1978年中期入狱的所有囚犯的完整清单(14,000个名字)以及一个庞大的档案库。档案库里含有供词和审讯报告,包括一些关于政权高级人物的内容。

约五分之四的囚犯本身就是红色高棉成员。其他人是1978年被派往那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其中很多人是华人血统。还有少数很不幸落入该政权手中的外国人(大多是水手)。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有1,000至1,500名在押者,但人员流动确实很大;不断增长的进入人数大约相当于每年的死难者人数。1975年只有200人,到1976年有2,250人,1977年已逾6,330人,1978年仅第一季度就有5,765人。审讯人员面临两难困境:据一本笔记本的记录,“酷刑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但问题是囚犯在足够坦白之前死得太快,这对党来说是一种失​​败。因此,在所有囚犯肯定会死亡的那个地方,可以得到最少量的医疗护理。一些在押者比其他人更容易处理;囚犯(往往已被处决)的妻子和子女在预先安排的时间内迅速被除掉。这样,1977年7月1日,114名妇女(其中90人是囚犯的妻子)被绞死;次日,31名男孩和43名女孩被杀,他们都是囚犯的孩子。此前,15人从一个特别的儿童教养所搬到那里。在宣布柬共存在后不久,每天的处决数量达到顶峰;1977年10月15日,有418人遇害。估计有1,200名儿童死于S-21。(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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