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无所不能”的儿童杀手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115)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 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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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彻底决裂

对于柬埔寨革命来说,界定自己所反对的,比实际宣布一项积极的纲领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红色高棉都是在寻求报复。正是通过这一意图,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然后通过激进的集体化获得了新的动力。革命也是农村对城镇的报复。农民立刻从新人那里拿走了一切,要么是通过黑市,要么是通过很简单地检查他们的行李。在村子里,最贫穷的农民报复了当地的“资本家”。凡是有东西要卖或雇用别人的人,都被认定为是“资本家”。但复仇往往也是个人性的,因为旧的职业等级制度和家庭等级制度被推翻了。证人陈述往往强调以前的边缘人物(比如酗酒者)令人惊讶地晋升到村里新的权力地位上:“这些人经常被Angkar恢复正常生活并获得权力职位,因为他们可以杀死自己的同胞,而不会表现出任何顾忌或悔恨。”吴汉润在这一行动中看到了他所认为的高棉灵魂中的最低部分在政治上的神圣化。高棉灵魂中的最低部分被称为kum,是对时间无力缓和的报复的凶残渴望。许多人因此遭难:吴汉润的姨妈留在她的故乡村庄,在没有城里父母帮助的情况下遇难。吴汉润也遇到了一名护士。此人已被提升为医生,企图杀害他,尽管他是新来者。然后,这名护士被提升到病房领导的位置上,彻底颠覆了他曾帮助支持的等级制度。因此,柬埔寨社会爆发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紧张局势。从最严格的词义上来讲,其中只有一些可以被称为社会性的。

价值观被颠倒了。原本地位极低的工作,如厨师或食堂清洁工,成为最吃香的工作,因为他们提供了在工作中偷食物的现成机会。学位和学历成为无用的纸片,如果有人试图使用它们,就成了真正的拖累。谦卑成为基本美德:在回到农村的干部中,“说来也奇怪,他们最想要的工作就是厕所清洁工……克服对这种事情的反感是思想转变的证明。”Angkar希望垄断家庭关系,并寻求被人们公开称呼为“母亲—父亲”。亚洲共产主义的这种典型特征,在党国与成年人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1975年后的整个革命时期被称为samay pouk-me,即“父亲和母亲的时代”,军事首领被称为“祖父”。对城市的仇恨和恐惧达到极致:作为一个以消费主义和娱乐为中心的国际都市,金边被红色高棉称为“湄公河畔的大妓女”。首都疏散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朗诺政权的一项秘密政治军事计划”,目的尤其在于在“解放”后“用女人、酒精与金钱腐蚀我们的士兵,并软化他们的战斗精神”。

柬埔寨人甚至比中国革命者更重视毛泽东的名言:“最美的诗歌正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目的是去除在贫困农民家里通常不会找到的一切。回国的柬埔寨人不得不处理掉他们几乎所有的行李,包括他们的书籍。“帝国主义文字”中的任何东西,即法语或英语,以及高棉语中的任何东西(“封建文化的遗物”)都注定要被销毁;10岁的红色高棉士兵们告诉吴汉润:“现在不得再有资本主义书籍!资本主义书籍是朗诺式的,而朗诺背叛了国家!你为何有外国书籍?你是中情局吗?在Angkar统治下不得再有外国书籍。”将任何证书甚至相册与身份证件一起烧毁,是个好主意,因为革命意味着从零开始。非常合乎逻辑的是,最受宠的是没有过去的人:“只有新生儿是纯洁无瑕的,”一个口号说。教育减少到最低限度:要么根本没有学校,要么为5岁至9岁的儿童提供几堂阅读、写作和革命歌曲课,每天持续不超过一小时,授课老师往往自己几乎都没受过教育。实践性知识极为重要。与无用的书籍文化相比,“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总是拥有非常有用的知识。他们能区分一头平静的奶牛与一头紧张的奶牛。他们可以站在水牛背上。他们是牧群的主人。他们实际上也是大自然的主人。他们对所有不同种类的大米了如指掌……他们了解,他们真的明白……那种符合当今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的事情。”

在波尔布特时代,主事的实际上是儿童。所有证人一致认同,大多数士兵都格外年轻。他们在12岁或更小时就被签了约。西哈努克的警卫员中就有青春期前的儿童。他们经常通过折磨猫来自娱自乐。利恒记得越南人接踵而至之前的最后一次招募活动。该活动扩大到包括新人在内,针对13至18岁的男孩和女孩。因为那时志愿者很少,年轻人的移动旅被迫放弃工作转入军队。新兵立即与家人失去联系,通常也与他们的村庄失去联系。他们生活在营地内,与害怕他们的人口相对隔绝,但受到政府的优待。他们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受清洗的摆布要比干部少得多。除了革命性的废话之外,许多人的动机,有时据他们自己承认,就是他们“不用工作,可以杀人”。15岁以下的人最可怕:“他们被带走时年龄很小,他们唯一被教导的就是纪律。他们学会了服从命令,而不要求给予任何理由。他们完全不信宗教或传统,只信红色高棉的命令。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杀死本国人,包括婴儿,就像杀死一只蚊子一样。”

在1978年以前,只有“70年代人”被允许当兵。另一方面,“75年代人”的子女经常在8、9岁时作为特务被招募入伍;但是,该政权却没有激发出人们足够多的信任,以至于他们经常与他们暗中监视的人建立起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谨慎地让他们意识到特务的存在。在对地方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之后,年龄几乎大不了多少的小孩有时作为“民兵儿童”被招募入伍。他们找出并殴打养活自己的人,藉以在日常事务上协助新的合作社主管。劳伦斯.匹克在总部的经历表明,存在一种明确意图,最终要将“婴儿专政”扩展到包括民事角色在内。她描述了对一群来自农村的儿童的加速培训。

有人向他们解释说,第一代干部背叛了国家,第二代干部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他们必须很快接替……

儿童医生是与这新的一代一起出现的。她们是6名女孩,年龄在9岁至13岁之间。她们几乎不会读,但是党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大盒注射器。注射是她们的工作。

“我们的儿童医生”,有人说道,“出身农民家庭。他们准备为他们的阶级服务。他们非常聪慧。如果你告诉他们‘红盒子含有维生素’,他们会记住!向他们展示如何给注射器消毒,他们也会记住!”

当然,孩子们是纯洁无辜的,但懂得如何注射有点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很快变得难以置信的傲慢无礼。

(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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