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阶级战争

《共产主义黑皮书》结语(148)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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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随后进入了革命的第三阶段。该阶段在1953年以前具体体现在斯大林身上。它以广泛存在的恐怖为特征。这种恐怖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其后,斯大林找到了更多要消灭的团体,不仅针对整个社会,而且针对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这种恐怖不需要战争的特殊情况就可以启动;它发生在和平时期。

希特勒很少在镇压中发挥个人作用,他把这些不光彩的任务交给了希姆莱等可靠的下属。相比之下,斯大林始终对此类事情怀有浓厚的个人兴趣,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亲自在包含数千个待枪决者姓名的名单上签了名,并迫使政治局其他成员也这样做。在1937年和1938年为期14个月的大恐怖期间,有180万人在42场精心准备的庞大行动中被捕。其中近69万人被杀。内战的氛围千差万别,但它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固定内容。“阶级战争”一词经常被用来代替“阶级斗争”,对此没有什么隐喻。政治敌人不是被指名道姓的对手,甚至不是敌人阶级:它是整个社会。

以摧毁社会为目标的恐怖,在其蔓延的过程中最终必将触及由党本身所构成的反对派。尽管在列宁统治下,从1921年开始,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人确实都受到了惩罚,但主要的敌人实际上始终不是党员。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本身成为潜在的敌人。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开始在党内实行死刑所需的借口。为此,他更加靠近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与涅恰耶夫决裂时向他提出了以下警告:“我们活动的基础应当是简单的理想,例如讲真话、诚实和革命兄弟之间的信任。说谎、欺骗、故弄玄虚以及必要的暴力应当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你,我的朋友,这就是你犯的错的最严重之处──你陷入了罗耀拉(Loyola,译者注:1491年—1556年,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西班牙耶稣会会祖、神学家、组织家以及灵修家)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译者注:1469年—1527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基于“人性本恶论”,提出了“君主无伦理,政治无道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魔咒……你被警察战术和虚伪的手段迷惑了,并且正在使用这样的理念来管理你的组织……因此,你最终将自己的朋友当作敌人来对待。”

在斯大林统治下,刽子手最终成为受害者。布哈林在其党内老同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后,公开宣称:“我好开心他们像狗一样被枪毙了。”不到两年后,布哈林本人也像狗一样被枪毙了。斯大林主义的这一特征在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变得很普遍。

在消灭自己的敌人之前,斯大林在一场审判秀中让他们示众。凭借着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秀,列宁于1922年引入了这一策略。斯大林只是改进了这一方法,使其成为他的镇压机器的永久性特征,于1948年以后在东欧广泛应用。

安妮‧克里格尔说明了这些审判是如何被用作一种可怕的社会清洗机制,以及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国度里,这些审判是如何逐渐取代宗教传统上所断言的地狱的。它们也被用来加深阶级仇恨和公开将敌人污名化。亚洲共产主义将这一程序推向了其逻辑极限,以至于举办了“仇恨日”活动。

斯大林在仇恨教育中增添了神秘色彩:对受害者的逮捕、判决及其命运完全笼罩在谜团中。与恐怖紧密相连的神秘感和保密性给全体民众带来了可怕的痛苦。

由于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套含有“敌人”(the enemy)的词汇,例如“敌特”(enemy agent)和“支持敌人的人口”(populations lending support to the enemy)。按照战争模式,政治回复到过于简单化的术语。“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作为“势不两立”(us versus them)的无情心态的一部分,得到全面应用;军事术语“阵营”反复出现: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水火不容。人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阵营,违者以死论处。布尔什维克由此回到了古老的政治形式,摧毁了50年的民主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要如何定义敌人呢?政治沦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支敌对力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前者不得不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消灭后者。敌人不再是旧政权、贵族、资产阶级和军官,而是任何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人。表示反对者被立即定为“资产阶级”,并受到相应的对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敌人”就是对布尔什维克绝对权力构成障碍的任何人,无论其属于什么社会类别。这种现象立即出现在苏维埃选举大会上,甚至比恐怖还早。考茨基预见到了这一发展。当时,他于1918年写道,唯一获准选举苏维埃代表的人将是

“通过有用或富有成效的工作来谋取生计”的。什么是“有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弹性的术语。对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者的定义同样具有弹性。他们包括任何雇用工资劳动者来盈利的人……人们看到,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几乎未经任何推敲就被贴上资本家标签并丧失选举权。选举权定义所具有的弹性,为最大程度的任意性打开了大门。这种弹性归因于该定义的对象,而不是其制定者。对无产阶级清晰而精确的法律定义,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

“无产阶级”一词在这里起著与“爱国者”一词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相同的作用。“敌人”也是一个完全具有弹性的类别,它可以扩展或收缩以满足当下的政治需要,成为共产党思想和实践中的关键因素。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所说的那样,

“敌人”是为恐怖极好的开脱,极权主义国家需要敌人来生存。没有敌人,就创造敌人。一旦他们被认定,便会受到毫不留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无法消除的遗传性污点……正如人们经常所指出的那样,犹太人被迫害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共产主义也毫无两样。它要求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或者在危机时刻予以消灭)。属于这个阶级就够了: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在乎他们已经做下什么事情。

一个根本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敌人应当被消灭?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来说,镇压的传统作用就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规训与惩罚的时代结束了吗?阶级敌人变得“无可救药”了吗?在古拉格,普通罪犯系统性地受到优于政治犯的待遇。通过表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作出了一种回应。发生这种情况不仅是出于实际原因(他们帮助管理营地),而且是出于理论原因。苏联政权的目的之一是打造新人,这样做意味着对最不知悔改的犯人进行再教育。这也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和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一个关键的宣传问题。

但为什么应杀死敌人呢?对敌人的识别,一直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连福音书(gospel)中都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新鲜的是,列宁不仅坚称不站在他那一边的就是反对他的,而且坚称,反对他的就得死。此外,他还将这一原则扩展至政治领域以外,到达全社会更广的领域。

恐怖涉及双重变化。对手首先被贴上敌人的标签,然后被宣布为罪犯,这导致他被社会所排斥。排斥很快就变成了灭绝。通过救世主式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由无产阶级来重新统一人类,寻找一条纯净的、通往统一而不再对立的人性之路,是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非敌即友的辩证法不再足以解决它。这一理想被用来支持党、社会、整个帝国的强行统一,并淘汰任何未能适应新世界的人。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后,社会从政治斗争的逻辑转为排斥的过程,再转为消灭的意识形态,最后转为对“不纯分子”的灭绝。在这条路线的尽头,是反人类罪。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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