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错】一个城市的死亡 香港比上海更痛苦

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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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04日讯】《有冇搞错》。4月3日。

4月1日愚人节,香港的法院作出了令人震惊却不令人意外的一个判决,香港七位民主派领袖人物,被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成立。七人的刑期,将于4月16日宣布。

这七位香港民主派领袖,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柱铭,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香港工会领袖李卓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大律师吴霭仪,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律师何俊仁,以及工党前副主席、社会活动人士何秀兰,香港社民联成员、前立法会议员、外号长毛的梁国雄等七人,被西九龙裁判法院法官胡雅文裁定罪名成立。

这个案件,是2019年8月时香港民主派组织集会游行,但警方只批准集会但不同意游行。8月18日,超过170万香港人参加了集会,随后并走上街头,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一直走到中环的渣打花园。

当时的抗议活动非常和平,虽然警方不同意游行,但期间没有强硬执法,所以集会和游行并没有出现2019年经常出现的严重暴力冲突。按照民主派的说法,这是一次香港民主展现“和理非”抗议的范例。所谓“和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鉴于2019年香港出现很多暴力冲突的场面,8·18维园集会游行,显得特别重要。

李柱铭等人表示,当时集会人数众多,因此他们是“带领聚集人群疏散”,但控方不同意,认为被控人士举着横幅,呼喊口号,是带动“非法游行”。由于香港没有非法游行的说法,所以控罪变成了非法集结。

其实,香港政府检控方的说法以及被定罪人士的辩护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例宣布香港自由的死亡。几个星期前,中国人大常委已经代替香港设立了一个新的选举办法,不但严厉审查参选人士的资格,而且大幅度缩减了直接选举议员的数目,等于宣布了香港民主的死亡。所以,香港有限的民主,以及香港原有的自由,至此全部都已经正式死亡。

李柱铭和黎智英,都是香港的标志性人物。

1967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香港,香港左派工会在地下党的推动下开始了暴力反抗当时的港英政府。一大批工会人物被控暴动罪。当时,左派和香港法律界关系不睦,请律师不容易。李柱铭是为左派出庭打官司的大律师之一,而且确实帮左派人士打掉了不少罪名。

正因为有这个经历,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对他颇有好感。到了八十年代,李柱铭成为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不过,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李柱铭和中共合作结束,他组建了香港民主党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成为后来香港民主派的领袖。如今八十多岁的李柱铭,虽然淡出政界,但仍然关注香港前途。作为一个民主派的头面人物,香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他也无法处身事外。

黎智英的情况也差不多。黎智英最早经营服装连锁店发家,佐丹奴的品牌,是和中资驻港最大企业华润合作而成功的。1989年之后,黎智英转向媒体业,先后创立《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和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

梁国雄,本身却是社会主义者,他曾自称是托派马克思主义者。1989年之后,他经常穿着印有格瓦拉(Che Guevara)头像的T恤衫,带领一群行动派社会活动人士在街头抗争。因留着一头长发,遂有“长毛”的绰号。

这一批人,都曾经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但也都终于和中共彻底反面对立。但这些老一代的活动人士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认同国家和民族,第二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第三是都并不认同香港独立。

中共对他们的镇压,意味着香港的“爱国反对派”彻底失败。可以预见,未来香港的反对派将更多采用非理性的方式,也不再依托香港的法制,而认同香港而非中国,会成为新型反对派的一个标志。

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它的法律体系,除了有英国法制特点,也留存了很多殖民地特色。比如警察可以任意在街上拦截任何人进行盘查,警察可以控告任何人“游荡罪”,理论上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被告非法集结等等。

这些都是殖民地法律,在英国本土没有类似规定,这些是“恶法”。但过去港英政府因为跟随英式治理,所以香港基本上算是一个“良治”社会。而中共那里正好相反。

中共设立的法律,有些看似比香港更文明更先进。不过,中共并非法制国家,行政当局可以随便解释和执行法律,所以我称之为“良法”但却是“恶治”。

现在,香港把中共极权统治的方法引入,行政当局变成了恶治政府,无法独立的司法体系,也成了恶治的一部分,所以未来香港将是一个“恶法恶治”的城市。

其实,对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说,香港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1840年之后,香港逐渐成为一块中国的治外飞地。反对中央的人士,通常都聚集在这里活动。孙中山的反清起义,香港是主要的根据地。香港主要的黑社会组织,大多源自“洪帮”,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反清帝国的民间地下组织。孙中山甚至成为“洪帮”的双花红棍。

红棍,是洪帮内部的一个职位,类似于“执法长老”。即如有人违反帮规,由“红棍”带人执法进行惩罚。到了后期,红棍不再手持红色的木棍,而是变成了一种内部职称了。为帮里面立下大功的红棍,会在棍头上绑一朵花。孙中山有两朵花,意思是立过两次大功,所以他是双花红棍,帮内地位显赫。

当时,洪帮的主要基地就在香港。

民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以香港为基地进行活动。比如省港大罢工,由香港和广州的工人联合罢工反对英国治理,背后主要操盘手就是苏联支持的中共。那一次大罢工其实并不成功,对工人的利益帮助不大,但中共却藉这个行动大为扩张,当地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了百倍。

后来中共南方的各种颠覆活动,往往都以香港为基地。邓小平在广西百色起义失败之后,就跑到香港躲避,后来才获周恩来指示前往上海。周恩来本身也去过香港多次。中共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人曾经在香港避难。

国共内战初期,苏联援助中共的不少物资,都是通过香港的船只运送到中共那里的。大批中共支持者,也都是经过香港而转到中共占领区的。

所以,中共对香港这个“颠覆基地”的作用非常清楚。1997之后,借助外国势力颠覆成功而掌握权力的中共,对其他人可能借助外国势力利用香港颠覆北京,当然也就是极为敏感了。

到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香港已经正式死亡了。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交易。进入现代之后,城市的功能扩展到其它领域,比如科技发展、教育、文化和文艺的创新等等。

香港这个城市,曾经是华人世界最有活力的创新温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人世界最受欢迎的歌星和影星,最受欢迎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来自这个弹丸之地。除此之外,香港还是世界珠宝设计中心、时装设计中心,也是平面广告、电视广告的设计中心。

九七年之后,香港所有的科技和文艺创新功能全部丧失。香港歌星和影星,在华人世界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它珠宝、时装设计也几乎全部消失了。

4月25日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是世界娱乐界的大事,香港主要的电视台将“不予转播”,原因是一部描述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梁朝伟和郭富城去年拍摄一部电影《风再起时》。这部讲述六七十年代警察和反贪的电影,原本将于即将举行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片之一,但影片却在上映前三天取消放映。电影公司表明是“技术问题”,但由于该片涉及警察贪污、黑社会题材,外传可能是国家电影局尚未过审,需要修改,才决定延后上片。

香港现在的电影,需要经过中宣部主要审查机构“国家电影局”审查通过才能放映,这其实解释了香港电影和电视业的连年衰落。

曾经出过多位国际级影星和导演的香港影业一片肃杀,和香港自由的渐冻式死亡有关,艺术创作的自由,是自由的一部分,这些自由包括新闻、言论、信仰自由。

长江口的上海,也曾经是远东最辉煌的城市,出现过大批国际级的作家,文艺创作在亚洲首屈一指。中共建政之后,上海的自由死亡。到现在上海仍有亚洲最辉煌的剧院,但没有可以扬名的戏剧,上海附近的浙江有世界最大的制片场地(横店),但没有好电影了,上海还有号称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但没有创作自由,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好的著作。

香港正在经历上海同样的过程,和上海比较起来,香港可能更为痛苦。因为上海是突然死亡,而香港是渐冻死亡。

石山角度: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x4TYTL7Ibhs0JPuHVQY1A

(责任编辑:王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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