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对比二战 看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Flint撰文/原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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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时刻,如果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能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那样有勇气、有原则、善于沟通,那我们将何其有幸。

遗憾的是,这样的领导人太少了。

过去,普通的领导人推行绥靖政策,就是愿意对敌人作出不必要的重大让步。

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与敌视我们生活方式的大国的全面战争似乎正在来临,但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潜在的敌人正走到一起,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们的前辈那个时代有“柏林—罗马—东京轴心”,1939年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局势变得更糟,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不断加强的敌对联盟——“北京—莫斯科—德黑兰轴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这个轴心的绥靖政策,够糟糕的。问题是,这比我们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看到的绥靖政策更糟吗?

在与北京的关系中,美国统治阶层中的众多精英究竟在道德上被损害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了解绥靖政策,至少是其体面的形式。

上世纪30年代,当美国还奉行孤立主义时,最著名的绥靖主义者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

张伯伦屈服于希特勒,于1938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同意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该地区居民大部分是德意志人。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战争。

张伯伦同意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希特勒在欧洲没有其它领土野心,就像其声称的那样。只要看一眼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就会明白这显然是个谎言。尽管如此,张伯伦还是带着这份协定自慕尼黑凯旋回到伦敦,他宣称这份协定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虽然绥靖主义者今天受到普遍谴责,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尽管受到误导,但在当时,他们是可敬的,而且受到广泛的支持。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他们记忆犹新,一战摧毁了太多这一代最优秀的人,这些人要么阵亡,要么身心受损,绥靖主义者担心这种悲剧会重演。

不出所料,当张伯伦早些时候向拥挤的英国下议院宣布他即将去慕尼黑的使命时,受到了罕见的起立鼓掌支持,甚至连外交官席也是如此。只有丘吉尔和他最亲密的同事仍然坐着。

丘吉尔保持警惕是对的。希特勒并不满足于苏台德地区,德军很快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然后进军波兰。在纳粹德国无视张伯伦提出撤军的最后通牒后,英国于1939年向德国宣战,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英联邦国家以不同方式加入了战争。

战争最初对英国不利,张伯伦被迫辞职。建制派本来希望哈利法克斯成为张伯伦的继任者,但他不愿意。于是,国王乔治六世授权丘吉尔组建政府,政府最终成为工党和其它小党派加入的大联合政府。

这是黑暗的日子。当丘吉尔向下议院宣布组建政府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在此告诉诸位议员: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随着法国落入纳粹手中、英国远征军被困敦刻尔克、美国保持中立、苏联与希特勒结盟、德国占领西欧大部分地区,英国和她的帝国孤立无援。

英国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中,张伯伦,特别是哈利法克斯由于担心局势无望,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在英国远征军被困敦刻尔克之后,主张英国唯一的求助手段就是向希特勒商定可接受的投降条款。

战争内阁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cacs)称召开内阁会议的这几天是20世纪最关键的五天,即1940年5月24日至5月28日。他在他的代表作《伦敦的五天》中极好的阐述了会谈过程。

丘吉尔知道,要达成协议,英国就要投降,这无疑涉及到包括皇家海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内的武装力量的中立化、停止军备生产、移交世界各地的基地和殖民地,以及至少在英国与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分享政治权力。

那时希特勒看上去显然会赢得战争,欧洲大部分地区被德国占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被纳粹及其共产主义盟友征服多年——甚至一代人。

1940年9月10日,伦敦南部巴特西(Battersea)遭到空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轰炸后,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Reg Speller/Fox Photos/Getty Images)

当有人建议英国呼吁美国总统罗斯福干预时,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门齐斯(Robert Menzies)和南非总理斯扬·克里斯汀·史末茨(Jan Christiaan Smuts)向总统发来电报,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些遥远的国家打算继续战斗,即使他们孤军奋战。从这些信息中,丘吉尔认为,英国人赢得美国人民尊重的最佳方式是勇敢地反抗希特勒。

在战争内阁的两位工党政治家克莱门特·阿特利( Clement Atlee)和亚瑟·格林伍德( Arthur Greenwood)的支持下,丘吉尔获得微弱多数的优势,向内阁全体成员寻求支持,不与希特勒谈和,他说道:“如果我们这个岛国悠久的历史终将结束的话,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即我们所有人浴血奋战到底,倒在这片土地上。”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号召,没有丝毫异议。丘吉尔,一位伟大的领袖,即使在抵抗的前途暗淡、甚至是无望的时候,也战胜了绥靖主义。欧洲将不再对纳粹推行绥靖政策,英国继续战斗,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战线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进来,在希特勒背信弃义大举进攻苏联后,苏联也加入进来。

在克服了法国沦陷时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后,英国人仍要在另一个战线上经受大规模的绥靖政策。

1942年5月15日,阿瑟·珀西瓦尔(Arthur Ernest Perciva中文名:白思华)陆军中将违背丘吉尔的具体命令,将要塞新加坡拱手让给了日本,天真地以为当地华人会受到适当的对待。

丘吉尔将沦陷称为英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灾难”,大约8万名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成为了战俘,再加上之前马来亚战役中被俘的5万,是英国规模最大的投降,这些战俘遭受了残酷的虐待、饥饿、过度劳累、折磨,许多人被杀害。

与其如此不明智地违抗命令投降,珀西瓦尔应该采纳反击的建议,随后的研究发现,日军规模明显较小,而且补给也快弹尽粮绝,他们的弹药只够维持几个小时。

英国此后还继续在缅甸、印度和海上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教会了我们很多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以及伟大的领导人如何与之抗争。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都已成为历史。但是,近年来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采取挑衅性政治或经济政策,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前,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反应都是缺乏人们所期望的、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力量。因此,称美国政府、特别是奥巴马—拜登政府一直在推行绥靖政策,并非有失公允。

有人无意间听到奥巴马总统通过麦克风对俄罗斯总统说,他必须等到连任后才能在全球导弹防御问题上有更多的“灵活性”,这无疑是为了迎合俄罗斯的立场。

然后,面对中共在南海日益严重的挑衅行为;中共侵犯人权,包括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体器官的交易;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蔑视,奥巴马—拜登政府对北京的软弱无能。

美国政府通过规避批准条约的宪法要求,对伊朗的核野心作出的非同寻常的慷慨让步。此外,还有由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破坏针对向美国贩运毒品的执法行动的有力报导。

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情况是否比丘吉尔所反对的绥靖政策更糟糕?如此多的美国业界——工业、政治、学术、文化、媒体和体育——被中共提供的财富所迷惑和左右,尽管涉及从奴工到活摘人体器官的人权暴行。

这些比历史上所谴责的二战绥靖政策走得更远。

作者简介:

大卫·弗林特(David Flint)是澳大利亚新闻理事会、澳大利亚广播局的前主席,还是一位名誉法学教授。

原文:Appeasement of the CCP?刊登在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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