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二十:“打土豪”

编写: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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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是中共创建的红军当年筹集粮饷的主要方式,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剥夺抢占土地所有者的财富,也就是抢劫

据历史学者任伟先生在《“打土豪”:红军早期粮食的获取及其困境》一文中介绍,通常情况下,红军“打土豪”的方式是先占据县城,然后以连为单位,把部队分散成若干小分队,再派驻到各乡村去“打土豪”,筹集钱财。

1931年初,红十二军在闽西一带筹款,时任连指导员的张南生是“打土豪”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一段时间他“打土豪”的过程:1931年1月14日,他带领连队先是在江西上西捉到土豪三名,没收银器2斤,光洋9元;15日,转往山头一带,捉了一名土豪;16日,杀土豪的一头猪,与二百左右群众分食;17日,分发土豪的谷子和财物。

但红军下乡,并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针对这种情况,红军的对策是“贴条子”。何谓“贴条子”?就是以房产为质押,逼迫土豪交钱。具体做法就是先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然后贴一张罚款的单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陈毅称这种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红四军军委委员熊寿祺也称,红军每到一处便“贴满条子”,要土豪拿钱来,“否则焚屋杀人”。1931年,红十二军政治部也规定:“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张南生“打土豪”期间即在三天时间里贴了二十余张条子,计划收款3,000多元,当时实收款360多元。张预计,工作结束“能收二千元左右”。1月18日,张率连队转移到江西南坑、中保等地,到月底,约十天的时间里,又贴条子三十余张,计划收款6,500元,实收款2,200元。可见,即便土豪逃跑,“贴条子”的方法仍能弄到可观的钱财。

不过,比起“贴条子”,“打土豪”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属——因性命在红军手上,土豪交钱无疑会更积极。张南生的记述表明,绑架土豪,勒索家属,确实比“贴条子”更有成效。1931年1月30日,张的连队开往江西田螺,“当即调查了几个土豪,没收了一些东西”;31日,捉了两个土豪,没收了两头牛,开了群众大会,发了百余斤肉。2月2日,到排岗宿营,“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颇阔气”;26日,到达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日,到石田“贴了条子七、八张”。这一个月中,虽然没收了几家土豪的财产,也贴了条子,但总体上收获并不很大。3月9日,张率队转往丹溪;13日,“天没有亮就起身到川头和水口,待天亮时即包围并捉了土豪数名”,“早饭毕,又到案上捉土豪二十多名”;14日,“复出发捉土豪数名”,“大小土豪约捉了三分之二”。两三日之内,总计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来收获便相当之大。到了15日,有土豪代表来商谈,其后交款,“午饭后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日,又有土豪代表来接头,张整天都在处理赎买事宜,忙得“一天没有一点空”;19日,“所有的土豪一概讲好后释放”,共收款5,150元,得马五匹。短短三四天,因绑架土豪得力,一个连队就弄到五千多元,胜过之前一个多月的收入。

为了逼土豪交出财产,红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使用的手段十分残酷。对于被举报的地主,若其坚持不承认藏有财物,工作人员又一时查不出来,那么,突击审讯便是最后的手段。湘赣苏区规定,确定某家为地主后,须追究一切藏匿财物。审讯时,对于地主的家里人,“必须分别讯问,不要弄到一块”,不如实招供者,“应以吓诈的手段,弄得他张惶失措,而供起出来”;与此同时,还应组织突击检查队,“利用晚上到地主富农家里房边侦察,窥破其行动,如有可疑之点,即突然检查(特别注意他们晚上埋窖挖窖)”。

“打土豪”中更残忍的手段是上刑、拷打、驱逐乃至直接杀戮。例如,在湘赣边界,1928年10月的第二次边界代表大会不仅决议“厉行赤色恐怖”,应“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而且还专门成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闽西特委在1929年11月报告称,在闽西,龙岩、永定两县革委会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岩、 上杭、永定三县,就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从地域的角度看,“打土豪”又分两类,一类是打苏区内的土豪,将其包围起来“瓮中捉鳖”;另一类则是组织游击队到白区偷袭绑架,将捉来的土豪明码标价,进而勒索其家属,威吓他们携款赎人。此种行为俗称“越界吊羊”。据传“吊羊”之法是井冈山绿林头目袁文才和王佐传授给毛泽东的。当苏区内的土豪几乎被杀光打尽时,“吊羊”日渐成为“打土豪”的主要方式。

家产被红军洗劫一空后,绝大多数地主近乎倾家荡产,其处境与贫下中农无异,有些甚至还不如贫下中农。1930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作抚报告,赣西南一带的吉安、赣州等城市被孤立,乡村四野被赤色政权占据,粮食运不到城市,逃避到城里的土豪乡绅常有使自己的老婆女儿卖淫度日。10月间,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有类似的观察,他看到苏区内“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在此衰败的情况下,逃亡地主的生活也颇为凄苦。据其观察,“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有些地主在城市无法谋生计,不得已只能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长冈乡做调查,发现“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尽管土豪已倾家荡产,境遇凄凉,但中共并未就此放过他们。中共在红军时代的政策并不限于打击与削弱地主,而是要完全消灭,使其不复存在。1934年1月,毛泽东谈到制裁剥削份子的政策,称“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可以说,在苏区内,地主土豪基本上没有活路。

土豪的财产被剥夺完毕后,各种劳役又加诸其身。同年5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一切的负担主要是加在地主富农的身上,应该对他们实行强迫劳动,强迫他们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强迫他们担负各种劳役!”江西苏区后来便将地主土豪“编入永久的劳役队”,没收全部家产,并将其家属驱逐出境。湘赣苏区也执行了类似的政策。据中共湘赣省委报告,命令一下达,“群众就自动的驱逐起来”,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非常激进,在驱逐过程中,“甚至有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引起极大的恐慌。

持续的“打土豪”政策,也导致了中共统治下的苏区经济的凋敝。因为在“打土豪”的过程中,有产者纷纷逃离,留下的百姓因为害怕被划为富农,生产活动严重受挫。1932年4月,福建苏区就指出,一方面,过去乱打土豪与富农,结果导致商人、富农把资本埋藏或带到白区去,使得苏区商业停顿;另一方面,农民也不去努力提高生产,因害怕与富农有牵扯,过去的养鸡、养鸭、养猪等副业,都弃之不顾。同年5月,江西苏区也报告称,因为财政的唯一来源就是“打土豪”,没有税收及发展经济的政策,所以打完真正的土豪后,为筹集粮食,便难免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到后来便生发出“有钱多的就是富农”的解释。可见,“打土豪”一方面摧毁了原本的经济秩序,致使生产陷入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产生出一种导向,即将有产者置于“革命的对立面”,这种将“富裕”与“反革命”相连的倾向,无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们“生产致富”的热情。

从上述种种事实来看,所谓红军不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新式土匪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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