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百年历史(IV)1990 至2009

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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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5日讯】“六四”屠城后,为了转移社会的重心,把人们精神上的投注转移到物质上,共产党加速了从1978年启动的经改的步伐。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了红色中国飞快启动转轮,经济超限发展,全民下海的奇特现象。

2.8亿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在遥远陌生的城市、矿地打工,流浪。这些年中,农民工悲惨的遭遇是时代特殊的刻记。

接上文

1990:世界上受苦的人们

在红色中国狂潮一般的经改中,出现了18、19世纪欧洲出现的圈地现象。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三次圈地运动中,中国丧失了一亿亩粮地,这其中许多是等待收割的粮地。以和GPD成正比的速度,每年新增两百多万失地农民,两三百万亩被圈的粮地。这些良田中长着肥硕的庄稼,满地下垂的金黄谷粒全部砍下、拔起,土地上盖起来豪华的高楼、有毒的造纸厂、电瓶厂,农村出现了色彩浓烈的小溪,农村的空气中开始飘来异味,这浑浊的空气叫粮地里干活的农民昏眩不适。一个个农人开始患上癌症。

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在遥远陌生的城市、矿地打工,流浪。这些年中,农民工悲惨的遭遇是时代特殊的刻记。

1994年4月3日,来自中国各省的农民工在北京火车站外等候工作机会。(MANUEL CENETA / AFP )

2004年,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出现了300名来自浙江舟山的渔民。

“他们跪在那哭的哭、喊的喊,说是上海的开发商把他们的地给占了。没有地了,没有鱼了,渔民无法生存,没有地方住、又没有生活来源。……跪在地趴着地磕头,最后用了两辆大公车把他们全拉走了,连拉带拽都摔在车上,他们在车厢里头还喊还哭。”

从什么时候开始,共和国的人民开始写信向全世界人民求救。在叩求哀告的信尾,他们附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那多么像是一串求救信号。多么像是国家监狱里囚徒悲惨的编号。

内蒙古包头市王应基村全体村民向世界发出的求救信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王应基村的全体村民含泪向国际媒体、联合国粮农署、中国人权呼吁:请伸出你们的援手,救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农民,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还给我们!中国的农民被欺骗太多、太久了,应当动员全人类的良心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掠夺土地资源的狂潮。”

2005年底,这掠夺土地的狂潮升到了顶点。政府征地盖发电厂,广东汕尾红梅湾东洲村的村民失去了粮地,连村民捕鱼的湖也被危及不保。在层层剥削后,村民得到的补偿费仅余下一个可悲的数字。

2005年5月起,广东汕尾红梅湾东洲村因粮地被政府强征盖发电厂,村民走投无路,自发轮流驻守在汕尾电厂门外持续维权抗争。图为10月9日抗争现场。(大纪元)

村民一层层上访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日夜在发电厂工地前守卫,直到坦克出现在村口,把炮口对准了村子,上千名穿黑衣的武警进驻村子,射杀了数十多个年轻的村民,把尸体堆在海边焚烧灭迹。

在海边,头戴厚重的深色盔甲,身穿深色衣装的镇暴警察文风不动地站立,如同古代的黑武士一列排开。村民双手持香,披白布跪在他们对面,悲切的哭号哀求着,乞求领回亲人的遗体。

2005年12月9日,东洲村民被武警包围无法出村,大批死者的亲属因无法认领尸体持香跪求武警。(大纪元)

这是最超现实、最残酷的对峙。六四屠城16年后,久违的坦克驶回我们的视野。在历史的这个座标,冷血的子弹正式向九亿农民宣告他们在新中国的命运。

在红色中国,本次人类文明的主舞台,发生在农民身上的许多故事比最惨烈的剧本还要悲凉,残忍。翻开这些叫人不忍卒读的事件,我们才知道70年来共产党在神州大地上所干下的事。才能够确信共产党人早已依据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写的行动纲领,把非人的命令执行。

在有着九亿农民的红色中国,农村的变迁才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看见遍布中国古老大地的农村如何一步步蜕变,直到今天在农村普遍出现的一个个人伦悲剧。

2.8亿(2018年数字)失地的农民工在各省城大流浪。在各城市广场、火车站,他们手拿榔头、锯子,默默蹲在一张写着水泥工、木工、电工等字样,破旧的牛皮纸牌后,等待招工。在广东陡峭的名山上,两肩挑起百斤重的砖石、游客的轿子,背上比人高的,厚长沉重的木板,一个个不年轻的工人以慢动作一般的速度,从山脚一步步踏着千级阶梯,缓缓登上山顶。

下矿坑成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工谋生的路。矿坑里闪烁着微弱光芒的煤油灯,越往深处走,空气越稀薄,煤油灯也会熄灭。农民工告白:“干活的时候常常因为缺氧,头晕得不行,歇工以后,鼻子里呼出来的气都是黑的。”“如果早知道挖矿会要命,说什么我也不会去。”

下矿坑成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工谋生的路。图为2009年11月23日黑龙江一名在煤矿爆炸中幸存的受伤旷工。(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那时矿难多,农民工在一回回的矿难中成打成打的死去。在经济的超速发展下,为了满足工厂能源剧增的需求,矿产量面临巨大压力。当矿坑的瓦斯浓度达爆炸最强范围的9%时,在被停职、停工的威胁下,矿工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矿。矿坑爆炸时“砰”猛地一声,矿工的身子横飞出去,标本般贴在矿壁上。现场留下一顶安全帽,帽里用粉笔写着:

“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生还的矿工在描述受难的情况时从眼里流下了墨汁一般黑的泪水。当他哭到伤心处而呕吐时,吐出来的东西也是浓黑的。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农民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要赶上社会前进的速度,缺乏资源的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出卖自己的血。

在青康藏高原上的青海乐都县,有一千多个家庭的父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乐都县马厂乡的一间中学里,百分之九十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在云南嘎娘,一个哈尼族的孩子在为母亲洗衣时,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张卖血的单据,才知道自己的学费是怎么来的。在满山梯田的云南哀牢山、四川大凉山,在河南、安徽,农民卖血不是一个秘密。在河南爱滋村里,卖血而染上爱滋病的村民一个接一个、一户接一户死去,留下生活着带病原的孩子们的孤儿院。爱滋村外,一列列低矮的土坟秃裸在日光下,形成一个方阵。

2004年2月21日,河南文楼村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大排长龙领取廉价药品。(STR / AFP via Getty Images)

农民卖血,背后有一个秘密。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四方设起了卖血站,鼓励贫穷的农民卖血。

“家里穷,急,穷哩很!都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爱滋病。爱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开封就有五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

也就是说,和许许多多发生在红色中国的事件一样,它不是自然发生的。和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一样,千万农民不是饿死的,而是被打杀死的。

无产阶级革命时,应许了农民工人土地和无产阶级天堂。苏联入侵战(所谓的国共内战)时,头绑白巾的农民推着板车,充当了当时西方战场上运输军用品的骡马。改革开放后,农村盖起来一栋栋别墅般的房子,各省建立了许多文明村庄,农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农村出现了老人自杀潮。

1998至2005:被遗弃了的一代人

与农民共命的,是红色中国2亿工人。当年中共打击国民党,在上海等地在大学生和工人阶层中煽风点火,搞示威游行、罢课、罢工,掀起红色恐怖。在共产党夺权中,大量利用了工人阶层。工农兵中,工人被称为“最先进的阶级”。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一锤定音之下,改革开放脱缰野马般朝前猛奔。许多国有企业濒临倒闭,国企集中的东北如哈尔滨、沈阳,出现了下岗工人自杀潮。这些人一夕之间从“新中国”的天之骄子跌入谷底,失去了工作、房子、财产、尊严,许多失去了婚姻,导致当时出现了自杀潮,甚至发生多起全家几口一起吞药、跳楼、跳水自杀的悲惨事件。在90年代,中国的自杀率全球高位。

由于生活艰难,下岗工人家庭离婚率不断上升。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名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随着积蓄的一点一滴消失,下岗工人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尊严丧尽,走投无路,自杀成为他们最后的路。与还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下岗工人的境遇更为悲惨。

一位下岗的母亲说:“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献给了共产党,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这些工人安分守己做了几十年奴隶,被榨干了青春、血汗之后,被一脚踢开。在“新中国”发生了多少惨事,却没有任何报导,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工人是社会主义核心阶级。那些年里‘进厂当工人’就是所有人最美好的愿望。80年代初,整个铁西区上班下班时就是自行车的世界,整条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工人,都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工作服,肩并着肩,车头顶着车尾,顺畅时慢慢骑,拥挤时下来推,极其壮观。”(《大下岗之东北往事》)

根据1990年中国人口调查,中国全国自杀死亡人数为50万3047人,是唐山大地震官方死亡人数的两倍。也就是说,每年在中国都发生了两次看不见的唐山大地震。其惨烈程度危及人的心灵,杀伤力更大。

在红色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陷阱。国富民穷,贪官污吏坐地分赃,人民穷困潦倒。在偏远的农村农民卖血;在转型的工业城市,工人集体卧轨自杀示威。在90年代,成千上万下岗工人在各级政府大楼前、马路上静坐,时常,车辆穿过城市,突然整条马路瘫痪,那是因前面有成千上万工人在马路上坐了一地。而特快车被堵,也是因为几百、成千上万名下岗工人集体卧轨。在各市政府门前广场,上万下岗工人静坐请愿,要工作、要工资更是那时常见的景象。

2005年7月11日,四川成都引擎有限公司的员工坐在马路中央抗议被裁员,并发生警民对峙与冲突。(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亿万工人以生命换来的一个迷思。这些工人为红色中国的“崛起”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他们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自己或许一生也无力购买的产品,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赚取每月不到44美元的廉价工资。没有保险,没有工会。如果出工伤,他们面临的是失业。

他们在工厂中昏天黑地赶工,为中国起飞的经济制造奇迹,可他们自己却每天攒不到2元美金。有时候,她们连续三天的睡眠时间加起来不到六小时,“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在这样连续超时加班的第三天,广州女工何春梅因疲劳过度而猝死。2003年,一名深圳包工在两天内工作了35小时后,凌晨6时死在下班的路上。

农民卖血、冤民跳楼、农民工写遗书、股民卖器官、信仰者绝食、工人卧轨……所有这些属于个人的小故事汇集成一个巨大的故事,冲击着向贪腐、荒诞、欲望打开大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红色中国。

共产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这个泡沫的粉碎将是灾难性的。泡沫本身是剧毒的,这个经济泡沫中掺杂了太多的贪腐,太多底层工人、农民工被损害的生命,太多被腐蚀的人性,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物体。正是这异化的物体,把整个共产中国挟裹着,把它拖下深渊。

2000:新世纪新气象

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生存,人会爆发,即使在高压暴力统治下的红色中国,人们会爆发。人们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们的爆发力就有多么汹猛。

2002年3月,国有重工业区东北工厂接连倒闭,爆发工潮。从黑龙江大庆到辽宁辽阳市,工人天天上街示威。3月12日,辽宁辽阳上万名下岗工人高抬毛的肖像、红旗在市府附近肃穆地游行示威。

“我们的父辈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我们辽阳的振兴,付出了他们的血和汗。现在就是大家经常讲的: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

“我们要见市政府领导,比见观音菩萨还难。我们请过市政府的各位领导和公安的各位领导,首长,跟你求爷爷告奶奶地求见你们不见。”

“所有的腐败都来自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人权这种东西。”“他们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对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他们要你下岗,就算你可能会死,他们也不关心”。

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被记录了下来。有了这些记录,三千万下岗工人留下了他们的轨迹,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愤怒,看见他们曾经奋不顾身的生活、奋斗,而不是无声无息的随着漩涡一寸寸旋到河底,消失,不留一丝痕迹。

与90年代虚无颓废的人文氛围不同,进入21世纪,在贪官百姓各展其能,跳上舞台拳打脚踢一番的时代氛围中,古老的国土上出现了不一般的新气象。

2003年,在山西、宁夏、陕西、青海、广西、贵州、湖南等七省的铁道线上,发生了87宗货运列车和铁路仓库被洗劫一空的事件。以一种极为生动的喜/闹剧形式,参与洗劫的百姓形象地演出了共和国的无序状态。铁路沿线的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待业青年、退休老矿工及其家属组成了洗劫大军,并有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阻止官方、公安的干预。场面最壮观的一日里有近万人参与洗劫。这些共和国的“百姓强盗”这么说:

“当官的都当得三代花不完,俺老百姓穷得三餐填不饱肚子。开仓搬货,共同享有,也是天经地义!还有人说:今天的日子就叫官逼民反!”

在洗劫列车时,这些人高唱着当年国共内战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小调。地方书记眼睁睁地看着上千人从火车车厢上搬下货物往卡车上装载,还以为是在拍电影。这些老百姓动员了乡里的中小学生一起来搬运,还鼓动队伍扯开了嗓子齐声高唱毛《造反有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和高举着毛的画像游行示威的辽阳下岗工人异曲同工,这些人民拾起了毛早已破产的精神,揭开了共产党用来掠取权力的面具。

随着贪腐疯狂的加速进行以及贪污的体制化,这嘉年华式失序的抗争被一波波悲壮的民间维权代替,工人、农人、冤民开始了浪涛一般激昂的草根维权。21世纪的最初,刻满了这来自底层人民的激情和愤怒。

1989年,要求政府清廉的热血青年丧生在坦克履带下。十年后,贪污腐败横扫全国。被剥夺的千万工人农人、遍地的冤民接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把火种。(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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