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文革中悬梁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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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是中国“国宝级”的学术大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

北大图书馆系白化文教授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不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

然而,这位博学多才,对保存中华文脉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不肯同流合污,遭猛烈批判,含恨自杀。

读万卷书

王重民,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为民国高阳籍的“四大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师从国学大师陈垣等,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工作。

王重民曾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过从甚密。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精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服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随着读书日多,他曾立志编一本《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

游学欧美

1934年,王重民被北平图书馆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等国著名图书馆,刻意搜求中国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

1937年4月,王重民在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旅法期间,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和整理了四大文献——敦煌遗书(后集有《伯希和劫经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集》、《补全唐诗》等)、太平天国史料、四部罕见珍本、明清在华天主教教士华文著述(集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等,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

1939年,二战爆发后,王重民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3000多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撰写提要。

在海外13年,王重民对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极大。

临危受命

1947年,王重民回国,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兼职,参与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1948年,中共军队进北平前,他临危受命,担任代馆长。

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王重民在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说:“袁馆长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借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

1952年,王重民离开北图,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的专科主任(后为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五大右派之一

1957年春,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鼓动党外人士“帮党整风”,并信誓旦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王重民不知道其中有诈,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工作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后来又在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提了一些批评、改进意见。

然而,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1957年8月,王重民因跟中共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

文革被关“牛棚”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北京大学成为重灾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王重民也是其中之一。

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王重民的一段遭遇:“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

“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伪书就是伪书

到了1974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批林”,就是批判毛泽东亲自指定的、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后来“叛党叛国”的林彪;“批孔”,就是批判中国历史上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评法批儒”,就是歌颂中国历史上讲究“法、术、势”并用以建立独裁统治的法家,批判讲究“仁、义、礼、智、信”,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在“评法批儒”中,成为广受赞扬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运动期间,有好事者说,福建泉州发现一部李贽的《史纲评要》,并称是“海内孤本”。消息传到文革旗手、毛泽东妻子江青那里,令她兴奋不已,决定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中华书局请一些老先生帮助断句。断来断去,发现这本书的内容与李贽的其他著作相悖,且仅见于《福建通志》的着录,怀疑是一部伪书。

这时,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想起版本学大家、北大教授王重民,让王重民对此书真伪再作“鉴定”。王重民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整理、研究,一直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底线,不明白政客请他“鉴定”的真意。

此前,他对李贽的伪书有过深入的考辨。当这本书摆到他面前时,他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似曾相识”的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确信,这本书就是一部伪书。

这个结论令毛泽东的御用文人大失所望,但是,他们仍不甘心,要王重民继续“研究”,实际是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但王重民“不识时务”,经过几个月研究,找出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这让领导非常生气。据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回忆,北大领导曾指着王重民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悬梁自尽

1975年4月15日,北大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

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重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了”。但是,来人强调,必须作检查,然后愤然离去。

这一夜,王重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他仍像往常一样,对家人说出去散散步。从此,一去不复返。

刘修业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直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中的。”李卓吾就是李贽。

结语

王重民一生深爱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外13年,千方百计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到国外的中华文化瑰宝,最后成为一代文化大家。

但是,中共只需要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不需要文化。知识越多越反动。王重民不堪其辱,最后为中国文化殉道,可悲可叹!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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