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3)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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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1日讯】

第三章 君体第一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隋唐家训发达,社会流传“养男不教,为人养奴;养女不教,不如养猪。”(敦煌文书《太公家教》)不仅出了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7卷20篇,中国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也涌现了帝王家训的高峰——《帝范》。

太宗好学,素养很深,颇多独到之见,可《帝范》并非一部理论著作,而是太宗治国平天下经验之升华。读《帝范》,尤须着眼于其实践性的特点。

太宗之被称为千古一帝,其超迈之处自谓有三:“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贞观政要‧慎终》)

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太宗怎么做到的呢?《帝范》十二篇就是答案。而《帝范》的第一篇,就是“君体”。何谓君体?

人君,内圣外王,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济民者,生之、养之、教之。“教”就是“教化”,这是人君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标准。人君凭什么来教化呢?修己。修到什么程度呢?“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具体而言,太宗讲了四条:宽大,平正,威德,慈厚,下面分别讨论之。

第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太宗躬行王道,直追两王三代之政(两王指尧、舜,三代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其胸襟无与伦比,首先强调“宽大”,即以宽为体(而非宽猛并列,猛仅是调剂手段),这就超越了前贤所谓的“宽猛相济”论。

太宗倡导“宽大”,既是对古人相关思想的发扬光大(如《虞夏书•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是躬行王道的具体表现。

举例而言,在唐朝以前,死刑案件只需“三复奏”,从太宗开始,扩展到五次,为什么?太宗对大臣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如,在法律上如何对待“疑罪”?太宗朝,在“德本刑用”理念指导下制定的唐律颇宽仁,明文规定“疑罪从轻”、“疑罪从赎”。后人评论:唐律“终之以疑狱,其所以矜恤罪囚而惟恐稍有错失者,可谓无微不至矣”,而元、明、清法律“删去疑狱一条,均失唐律之意”。又如,贞观六年冬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以一个月为期,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居然,死囚一个都不少回到了监狱。

正是因为太宗志存高远,治国以道,所以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

第二,“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决断力是人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犹豫不决、错过时机最是大忌。当机立断的决断力从何而来?来自心之“平正”。人君很难不受身边人、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心的七情六欲,又容易使人瞻前顾后,舍不得这个又流连那个。人君修身修什么?就是修这颗心,使心一做到“平”,二做到“正”。怎么做到呢?《大学》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贞观政要》记载了太宗一段议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何谓“宽大”、“平正”。隋文帝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太宗却放手宰相、群臣处理政务,两者对比为什么会如此鲜明呢?是因为前者“心暗”,后者坦荡。(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第三,“非威德无以致远”。人君要四海归心,靠什么?威德。威德怎么来?立功。功绩卓著,天下慑服。无尺寸之功,人家怎么会服气你呢?人君虽可靠世袭掌权柄,但这只解决了权力来源问题;要人心悦诚服,还得靠政绩说话,这也是能力的体现。否则,庸庸弱弱,很可能大权旁落,甚至受制于权臣、外戚、家奴(宦官)。

但是,仅“立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隋炀帝修大运河,沟通南北,功在千秋,却导致民怨沸腾。为什么?晚唐诗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是批评炀帝的动机、品行。历代为什么称颂大禹呢?因为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威德赫赫。《论语》记载孔子论大禹:自己吃得很差,祭祀鬼神时却很丰盛;自己穿得很差,祭祀的衣服和帽子却做得非常华美;自己住得很差,农田水利却治理得很好。(子曰:“禹,吾无间然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也。”)

因此,“立功”对人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德”。只有用心纯正、心怀天下、修身进德,做的事才有威德,让人心悦诚服。《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所以,孔子讲:“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太宗“华夷一家”,风行万里,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开古今未有之盛况,是“非威德无以致远”的光辉典范。

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贞观之治,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唐朝画家阎立本《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公有领域)

第四,非慈厚无以怀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家国一体。人君如父,臣民如子。皇帝之所以以“祖”、“宗”为称,官员之被称为“父母官”,就是讲天下都是一家人。父慈子孝,人君就要以慈厚为怀。《贞观政要》记载了太宗如下一段话: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虽然隋文帝是否“惜仓储不怜百姓”或有争论,但人君须以慈厚怀人,则是太宗极为强调的。

以上“宽大、平正、威德、慈厚”四条,是人君修身的方向。怎么着手呢?太宗也讲了四条: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也就是说,孝顺祖先(中国近两千多年,历朝都讲“本朝以孝治天下”),居位恭敬,勤政爱民,躬行德义。

太宗这么教导太子,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春秋以降,王道讲了千百年,也多帝王推崇,但实现的不多,那么仁政思想是不是空想呢,悬得太高?贞观之治的出现,证明了王道是可行的,关键在于人君。贞观之治,也深刻影响着其后的中国历史。太宗《帝范》十二篇以“君体”为第一,为文最短但最为精要,其意深矣。

最后,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帝范》十二篇的逻辑结构等诸问题。

首先,《帝范》为什么是十二篇?“十二”这个数字有什么讲究?古代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情况和气节的变换情况,把周天分为十二的等分,叫做十二次,故“十二”是古来所谓法天之数。《左传•哀公七年》:“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当初,舜定天下为十二州,就是法天。

其次,《帝范》十二篇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帝范》四库本将十二篇分为四卷,笔者认为较为合理。

卷一主线是讲为国立本,包括君体、建亲、求贤三篇。国家安危系于人君一身,故君体为第一。人君以修身为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故建亲为第二,求贤为第三。

卷二主线是讲人君如何保持圣明,包括审官、纳谏、去谗三篇。治理国家须借助于官,而官是否得其人呢?故审官为第四。人君居于深宫,如何保持耳聪目明?广开言路是也。故纳谏为第五。人君亦有七情六欲,小人往往籍此而进谗言,祸害极深,此国之大贼,故去谗为第六。

卷三主线是讲正风气,包括诫盈、崇俭、赏罚三篇。大凡盈则满,满则奢,满则骄;人君盈往往倾邦危城。故诫盈为第七。那又怎么诫盈呢?去奢从约。故崇俭为第八。赏罚为人君之利器,运用是否得当关系一国之风气,不可不慎,故赏罚为第九。

卷四主线是讲国策,包括务农、阅武、崇文三篇。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人君当以农立国、足食为政。故务农为第十。文事、武备是为政之两翼,“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阅武为第十一。而要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怀柔天下,则必崇文厚德。故崇文为第十二,压轴之篇。

综上所述,《帝范》全书结构严谨,每篇自成体系。

唐太宗撰《帝范》。(公有领域)

再次,《帝范》十二篇与儒家经典《中庸》“治国九经”是什么关系?《中庸》讲:“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太宗深研儒学,对《中庸》“治国九经”自然熟悉;那么,太宗为什么没沿用“治国九经”的框架呢?这是因为,其一,历史时代不同了(《中庸》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著者虽向往西周制度,但其已在瓦解中了;至唐,郡县制已经定型);其二,太宗是个实际操作者,虽继承了《中庸》的精神实质,但对“治国九经”不能不有所损益。但是,《帝范》十二篇与《中庸》“治国九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帝范》、《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的关系。除了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外,《贞观政要》是后人了解贞观之治的最重要材料了。史官吴兢(670—749),史称“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吴兢利用业余时间编撰《贞观政要》,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脱胎于《帝范》。两者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因此,《帝范》乃是贞观之治的纲领与精髓。

附录:“君体第一”大意

人民,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家,是君王统治天下的根本。国君为政之本,精微高大,如同山岳,高耸云霄而巍然不动;如同日月,普照大地而光辉灿烂。亿万百姓为之瞻仰,天下为之归心。君王治国,宽大,心胸坦荡包容万物;平正,心智明辨而又决断。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因此,要以仁义去抚育皇室宗族,以礼仪去尊重大臣。举行宗庙祭祀,侍奉祖先,要时时将孝道挂在心中;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之体。@*#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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