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禁止与中共合作不道德的基因采集

“活摘器官问题世界峰会”四系列的第四部分 原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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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对中共收集DNA数据的做法越来越警觉。遗传学家大卫‧柯蒂斯(David Curtis)认为,中共大量收集的DNA可以用作器官库的数据库,“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组织者提议,抵制中国的医疗和科研机构。

在9月17日至26日举行的峰会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之一提出,中共可能正在开发一个基因库,以便通过大规模基因检测有助于活摘器官。演讲者大卫‧柯蒂斯教授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遗传学家,他认为,由于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记录,一些科学期刊可能会拒绝来自中国的投稿。

其他专家与中国科学家接触时,也越来越提高警觉。

“还有其它与基因数据分析相关的(抗议)例子,尤其是在监控和/或识别方面,”玛格丽特‧科萨尔(Margaret Kosal)教授说,她担任多项职务,包括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帕克‧H‧佩蒂生物工程与科学研究所(Parker H. Petit 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我的工作涉及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安全影响,这些研究是中国使用遗传学,机器学习算法和能力指标的最具体、最科学、记录在案的开源范例。标志着其研究能力。我在自己的研究文章和演讲中,对在什么情况下,甚至是否应该使用(例如:引用和参考)它们的问题上,进行了道德上的斗争。”

柯蒂斯表示:“我们知道,活摘器官正在(中国)发生。我们知道,人们受到任意逮捕、拘留,甚至失踪——有时没有经过司法程序。我们知道的第三件事是,这是最近才知道的,中共在整个人口中、少数民族群体和特定地区进行大规模基因检测。”

他说:“人们有时会做医学检查,提供血样,用这些血样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提取DNA。”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中共当局出于执法原因,拟收集7亿中国男性公民的DNA样本。据报导,美国公司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共当局提供符合其规格的DNA检测试剂盒。

中共以前的DNA收集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据柯蒂斯说,这使中共当局得以维护潜在器官捐赠者的数据库,这些人可能会被活摘器官。

在中国,自愿器官捐赠者相对缺乏,大规模的DNA采集在中国也遭到反对。人权组织认为,在一个很难说不的极权体制中,不会有真正得到同意的DNA收集,他们还担心,广泛的DNA测试,可能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的家人。

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警察对在校男童进行大规模DNA测试时,要求提供血样。《纽约时报》引用了另一个例子,其中一名31岁的男性在受到威胁后被迫提供血样。来自中国北方的计算机工程师蒋先生,在2019年的采访中告诉《纽约时报》,当局警告他:“如果拒绝采血样,我们会被列为‘黑户’。”报导说,如果他不遵守,“将剥夺他和家人的权利,例如旅行和就医的权利。”

考虑到中共的本性,柯蒂斯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基于大规模DNA采集的活摘器官)不会发生。有收集样本的政权……他们可以从所有人身上提取DNA。我们知道他们对逮捕和拘禁民众毫无愧疚,我们知道,他们对活摘器官毫无愧疚,这给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独特的可怕的新维度。”

柯蒂斯认为,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潜在“捐赠者”已经从死刑犯、被定罪的囚犯扩大到一般的在押人员。现在,中共当局“可以检查他们拥有的DNA数据库,他们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捐赠者……不一定是被拘留者,因为可以是在街上走的人、上班的人、上学的人,或者在家的人,可能敲个门,那个人就会被拘留,被从家里带走,被从工作场所带走——家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跟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匹配。”

柯蒂斯说,这创造了整个中国人口成为“潜在器官捐赠者的人类农场”的潜力,他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但他说:“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活摘器官正在发生,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有人被任意拘留,有人失踪。我们有证据表明,大量的DNA收集正在进行中。”

他问道:“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中共官员需要进行肾移植,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匹配对象,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不从已在DNA储存库内的藏人、维吾尔族人和囚犯身上活摘器官呢?”

2018年8月22日,一名中国技术人员在一个专门研究DNA的实验室工作。(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柯蒂斯说,如果基因库被用于使用活摘器官的移植,那么“这不仅仅涉及安全部门”。他接着说,“要想让这项技术发挥作用,医生、基因科学家和其他许多人”都必须参与到专业的科学和医疗网络中。

他说,不像在英国,科学家会因为参与这种不道德的医学手术而坐牢,中国没有专业透明度和问责制。“在与政府意愿不一的情况下,没有反对政府和主张维护道德标准的机制。”

鉴于对强制基因检测和活摘器官的了解,作为一名遗传学杂志的编辑,柯蒂斯对他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投稿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我知道(中国)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愿意容忍这样的做法时,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科学家们是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了?”

柯蒂斯解释说:“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遗传学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影响中共的行为。”“有他们敏感的问题,也有他们关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科学认知,以及他们的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柯蒂斯提出了基于中国学者的科学论文被常规拒绝的问题。他在担任《人类遗传学年鉴》(Annals of Human Genetics)编辑时就这么做了。《人类遗传学年鉴》总部设在伦敦大学学院,由威利(Wiley)出版社出版。

柯蒂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如果我必须继续处理来自中国的投稿,我就不能继续做编辑了。在与出版商的年度会议上,经过与董事会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抵制是不可行的。在会议上,作为一种妥协,他们同意我可以发表一篇社论来阐述我的顾虑,并建议人们考虑抵制。

“我和托马斯‧舒尔茨(Thomas Schulze,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北部医科大学工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出版商看到这篇文章后,拒绝发表,并要求修改。我拒绝修改,因为对内容负责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出版商。由于他们不愿发表这篇社论,我提交了辞呈。”

柯蒂斯、舒尔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伊夫‧莫罗(Yves Moreau)和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托马斯‧温泽尔(Thomas Wenzel)试图在其它地方发表这篇题为“中国—是时候考虑抵制了?”(China—is it time to consider a boycott?)的公开信。

拒绝所有来自中国的文章的提议,与非歧视条款中经常出现的“反对基于国籍的歧视”的规则相冲突。但当一些国家犯下联合国所定义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时,这样的包容是误导性的。

如果不允许这种“歧视”,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强大极权国家的歧视,将导致其权力的进一步膨胀。对这个国家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不采取措施,就是不站出来反对这些最严重的不公正行为。我们不应该歧视种族灭绝吗?在这种情况下,“不歧视”难道不是在共犯(complicity)加倍严重的歧视吗?

其它拒绝发表这篇文章的期刊,包括:《柳叶刀》、《英国医学杂志》(BMJ)和《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

《卫报》在6月发表了该文。尽管两家医学杂志否认对中共过于顺从,但根据作者说,威利出版公司和《柳叶刀》表示,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能会给他们在中国的办公室带来麻烦。

柯蒂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道:“根据我的合同,我对发表的内容负有全责,我可以简单地拒绝来自中国的所有投稿,但我知道这不符合人们对我的期望,也不符合出版商的政策,也是编辑委员会不支持的行为(与他们讨论过此事)。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个人立场,于是我决定辞职。”

柯蒂斯于2020年9月辞去《人类遗传学年鉴》编辑一职,以示抗议,此事于今年6月公开。他告诉《卫报》:“我辞职是因为威利的高管们阻止发表这篇文章,这些人对一份科学杂志的内容没有发言权。有人告诉我,威利在北京有个办公室,意思是发表这篇文章会让事情变得麻烦……因为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出版商无权告诉编辑他们能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什么。”

《人类遗传学年鉴》最初被称为《优生学年鉴》(Annals of Eugenics),这是一个不光彩的科学领域,通过优生来去除所谓的精神疾病、犯罪行为,以纳粹德国为例,则是去除种族特征来“改善”人种。

柯蒂斯的遭遇很不幸地表明,有时,在缺乏伦理道德的领域中,最具伦理道德的科学家是那些被迫离开能施加有益影响位置的人。

柯蒂斯继续他的工作,为遗传学领域带来了一种更合乎伦理的方法,他公开反对强制收集基因和活摘器官,并提出了是否应该正式抵制与中国的医学合作。

他说:“对科学期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考虑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医生和中国科研人员的投稿。”“我们会说,看,你知道你的职业是这些做法(活摘器官)的同谋,我们不打算把你们当作我们的同行。我们不会说,我们知道你们遵循与我们相同的道德规范。”

柯蒂斯认为,这将提高中国医学界和科学界对不道德行为的认知。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希望很快推出一个网站,让医生和科学家签署抵制。”

就在柯蒂斯在峰会上发言后,组织这次峰会的五个非营利组织联盟:美国的“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法国的“CAP良心自由”组织、台湾的“国际器官移植护理协会”、韩国的“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日本的“移植旅游研究协会”,发布了《打击和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宣言第9条直接支持柯蒂斯的建议,以及其它措施。规定:“所有政府应(1)敦促医疗专业人员积极劝阻病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

(2)敦促医务人员不要给中国医生或医务人员提供移植手术的培训,也不要在本国为他们提供同样的培训。

(3) 敦促医学期刊拒绝发表有关移植医学的“中国经验”。

(4)不向在国外寻求器官或身体组织移植培训的中国医务人员发放签证。

(5) 不参加中国医生在移植和移植手术领域的国际研讨会、座谈会或会议。”

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像柯蒂斯提出的那样,在科学和医学上抵制中共,还需要立法,禁止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员,与从事严重不道德行为的外国医疗和科学机构合作。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共,就像它应该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纳粹德国。

有了这样的立法,人们就会意识到,面对中共这样的不开明的政党的压倒性力量,西方对人权的承诺是认真的,愿意积极地维护这些权利。

在中国,人们将提高认识,在法律的约束下,中共在不道德的医疗和科学实践中的支持和领导将有后果,从而迫使它停止强制DNA采集和活摘器官。在享有自由的国家,我们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如中国的法轮功问题、维吾尔族和藏人等,对他们的迫害构成了种族灭绝。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杂志《政治风险》(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担任书籍《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编辑。

原文:Ban Scientific and Med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Unethical Gene Harvest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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