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艺复兴著名肖像画 画中元素暗藏凄美故事

文/米歇尔‧马德尔‧卡米(MICHELLE MARDER KAMHI) 翻译/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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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5日讯】收藏于意大利佛罗伦斯乌菲兹美术馆的《乌尔比诺公爵夫妇肖像》(portraits of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and Battista Sforza),由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所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师作品之一。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乌尔比诺公爵夫妇肖像》(Portraits of Battista Sforza and Federico da Montefeltro),约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为19 x 13英寸。乌菲兹美术馆。(公有领域)

爱好艺术的朋友们或许对文艺复兴早期这幅精美的公爵夫妇肖像相当熟悉。不过,这幅画除了正面的两幅肖像画外,在肖像画板的背后还有两幅独特又吸引人的寓言画作,描绘着公爵夫妇各自在一场凯旋游行中的场景,游行场景下面画有石墙,石墙上刻着拉丁文铭文。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乌尔比诺公爵夫妇的凯旋》(Triumphs of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and Battista Sforza),在左画板上描绘着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公爵(Federico da Montefeltro),约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为19 x 13英寸。乌菲兹美术馆。(公有领域)

这幅画现在装在固定的现代画框中,不过,原先的设计却是可便于携带的折叠双联画,可以将背后的两幅寓言画朝外对折收起。因此,它原先毫无疑问地是为了私人纪念用途而非公开展示所制的。

尽管这幅双联画的艺术造诣和非常独特的内容,至今却没有文献说明其创作的源起。由于费德里科公爵(Federico)是一位博学多闻的艺术赞助人,而目前所知画家皮耶罗曾在乌尔比诺生活过一段时间,刚好和这幅双联画的完成时间重叠,因此现在普遍认为该作品是费德里科亲自委托画家创作的。

然而,在深入研究这幅画上的图象和铭文,以及画中人物的关键生平资讯后,这一个长期广泛接受的假设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这幅画的制作背景或许更耐人寻味,我们将在下面一一阐述。

首先,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双联画中的这对夫妇。

他们是谁?

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年)和巴缇丝塔‧斯福尔扎(Battista Sforza,1446-1472年)是乌尔比诺的公爵夫妇,乌尔比诺位于意大利中部东侧的马尔凯地区。乌菲兹美术馆的网站上误将他们称为“乌尔比诺公爵夫妇”。不过,巴缇丝塔在费德里科升为公爵的前两年就离世了,因此她从未正式成为乌尔比诺公爵夫人。

费德里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不仅是因为他的军事实力,更因为他创立了一个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公爵宫廷。文艺复兴诗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其经典著作《廷臣论》(Book of the Courtier)中称其为“意大利之光”。

巴缇丝塔是费德里科的第二任妻子,是以米兰为中心的斯福尔扎(Sforza)统治家族的后裔。她从小就在宫廷里接受传统的教育,学习宫廷生活的各式职责,尽管比费德里科年轻24岁,他们却非常相配。在他们结婚时,她甚至还未满14岁,却为其生了至少七个孩子。费德里科经常因军事活动而出门在外,巴缇丝塔便替他掌管他们的领地。

皮耶罗的诠释

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费德里科和巴缇丝塔都以他们高尚的人格和作为仁慈的统治者而广受赞誉。皮耶罗的描绘也充分地反映了他们的高贵性格,以其领地的风景作为画面背景,将他们高贵的形象呈现在画布上。

和费德里科的其它肖像画相较,则可以看出皮耶罗如何将他饱经战事的面容理想化并美化,用以表示尊严和正直。其中一个鲜明的对照是克莱门特‧达‧乌尔比诺(Clemente da Urbino)于1468年制作的勋章,上面的费德里科有着相对朴实的形象。尽管这枚勋章的制作日期或许较皮耶罗的肖像还早了几年,却缺少了后者所描绘的活力。

至今对于巴缇丝塔的真实容貌所知甚少。不过在皮耶罗画笔下的她和费德里科血红的肤色相比,确实是极度苍白。虽然这有可能是当时对女性美的观念,却也被认为用以表示她在这幅画成画时已不在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附有背面寓言画的侧脸肖像画在现存所有绘画中找不到第二幅。和古代的纪念徽章同样具有不朽的纪念意义。

寓言中的凯旋

肖像背面的寓言画在风格和图像上都特别丰富,而其下方仿建筑石墙上的拉丁铭文更增强了它们表现的寓意。

画中人物形象的描绘援用了一项悠久又复杂的文化传统,可追溯至罗马人庆祝军事胜利后的凯旋庆典。

尚-纪尧姆‧莫特(Jean-Guillaume Moitte)从西元一世纪罗马提图斯凯旋门上重制的《提图斯的凯旋》(The Triumph of Titus),约1791年。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公有领域)

这项传统在14世纪意大利早期诗人弗朗切斯科‧佩脱拉克(佩脱拉克)创作的一系列寓言诗中又被极度丰富化。与罗马庆祝军事胜利的凯旋队伍不同,佩脱拉克描述的“凯旋”是将哲学和道德抽象化的寓言故事:关于爱、贞洁、死亡、名誉、时间和永恒。

在寓言画中,皮耶罗明亮的凯旋图画同时包含了来自古典和佩脱拉克传统的元素。费德里科的凯旋车由一群白马所牵引,这是古罗马时期战胜一方的指挥官使用的习俗。就如古代一样,他接受着胜利之神的加冕。

此外,费德里科身旁还伴有四个寓言人物,坐在他的车前面。

和佩脱拉克传统不同的是,这四个人物代表的是天主教信仰中的四项基本美德,这些也源自于古希腊哲学。这些分别是谨慎(Prudence)、正义(Justice)、坚强(Fortitude)、节制(Temperance)——都是和领导能力特别相关的特点。

相比之下,巴缇丝塔的凯旋图画则表现了三项神学美德,通常认为尤其和女性特质有关。它们分别是人像化的信念(Faith)、希望(Hope)、慈善(Charity)。这里最重要的人物便是慈善,其坐在车的最前端,手中抱着一只鹈鹕。

这些美德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也不常用于世俗环境。因为人们相信鹈鹕会刺穿胸膛,以自己的鲜血喂养幼崽,常用于象征耶稣为人类而牺牲。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这和巴缇丝塔有着一段凄美的关联。

在慈善旁边是信念的化身,手持着圣杯和十字架。而站在巴缇丝塔身后,朝向观众的则是希望的形象。另一位身着灰色,背对观众站着的人物可能是一名克莱莉莎修会的修女,和巴缇丝塔有着深厚的友谊。

就如佩脱拉克的《贞洁的胜利》(Triumph of Chastity)中所述,巴缇丝塔的凯旋车是由象征贞洁的独角兽所拉引,更进一步彰显了她高尚的品格。

拉丁铭文

在两幅凯旋场景下方的文字提供了这幅双联画创作日期与起源的重要线索。

The famous one is drawn in glorious triumph
Whom, equal to the supreme age-old captains,
The fame of his excellence fitly celebrates,
As he holds his scepter.
著名之人被引向光荣的胜利
是谁,同等于至高无上的老指挥官
他卓越的声誉恰如其分地庆祝着
随着他握起他的权杖

相较之下,巴缇丝塔的铭文是以过去式指称她。

She who retained modesty in good fortune
Now flies through all the mouths of men
Adorned with the praise of her great husband’s deeds.
在好运时保持谦逊的她
现在飞过所有男人的嘴
以她丈夫伟大的事迹赞扬着

在此,“现在飞过所有男人的嘴”这句话和拉丁诗人昆图斯‧恩纽斯(Ennius)为其墓志铭所写的一句诗相呼应:

Let no one honor me with tears or on my ashes weep. Why?
I fly living through the mouths of men.
别让任何人用眼泪或在我的骨灰上哭泣来纪念我。为什么?
我飞过男人的嘴。

这句话后来经更知名的古罗马拉丁文作家西赛罗(Cicero)引用而闻名——他在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中引用了恩纽斯的墓志铭,咸认是用来表示一位有德之人的名声超越了死亡。

因此,巴缇丝塔的铭文清楚地隐含着,当画家创作这幅双联画时,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谁委托了这幅经典大作?

在2014年出版的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传记中,詹姆斯‧班克(James R. Banker)认为(基于部分拉丁文转译),这幅双联画是在巴缇丝塔“去世后不久”绘制的,是由费德里科“为纪念妻子和他们的婚姻”所委托创作的。

尽管我认同这个时间点,却一直认为费德里科的委托和他在巴缇丝塔去世时悲伤的情景不相符。让我在此总结一下重要事件的脉络。

当巴缇丝塔于1472年7月初去世时,那时费德里科刚结束了他最著名的军事行动并返回家园。当时他代表了佛罗伦斯统治者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 rulers of Florence),平反了沃尔泰拉市(Volterra)的叛乱,这是一座附属于佛罗伦斯富含矿产的城市。为了答谢,佛罗伦斯市授予了他罕见的现场凯旋庆典,而皮耶罗画的凯旋场景则很可能暗示了这个事件。

同样重要的是,同年一月,巴缇丝塔终于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而且是继承人的圭多巴尔多(Guidobaldo)——在这段婚姻的前十一年,她生下了至少六个女儿。不过,这场喜事没有持续多久,他年轻的妻子就去世了,这也大大加强了费德里科的悲伤之情,而整个意大利也为其表达了同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文献中提到巴缇丝塔曾经祈求,希望得到一个配得上她高贵丈夫的儿子与继承人,并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做为代价——她也确实履行了这个承诺。在她的凯旋图中,代表慈善的鹈鹕很可能是在暗示这场牺牲。

有鉴于这个悲伤的背景故事,我在几十年前关于这幅双联画的一篇论文中讨论过,铭文上的这些诗句在凯旋下“发出刺耳的音符”。

费德里科题词上的骄傲夸耀和他当时悲伤的心情似乎不相称。对他心爱的伯爵夫人微薄的赞美,指称她的名声不是源自于她的美德,而是丈夫的著名事迹作为对其最后的致敬确实稍显吝啬;这幅画看起来更像是对费德里科的纪念,而非是他对自己妻子的思念。诚然,这不是一位饱受全意大利爱戴的人对过世妻子最恰当的纪念方式。

因此,我认为这幅双联画很可能是为了费德里科而委托制作的,却不是他本人亲自委托的——用以对费德里科致敬,也是对他失去爱妻的安慰。

此外,我还想进一步提出,最有可能捐赠这幅精美礼物的人很可能正是著名的艺术赞助人罗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他最有可能向费德里科表示致敬,以感谢他成功平定了沃尔泰拉之役。

本文基于米歇尔‧马德尔‧卡米(Mi chelle Marder Kamhi)的艺术史硕士论文,全文请参阅网址TinyURL.com/v7t329da。更多她的作品请参阅这里。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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