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共信息管控的必然结果:无知之幕

——南京大屠杀争议暴露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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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Photo: RFA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统战台湾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Public Domain)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开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着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是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像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 [i] 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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