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 探究贫与富的标准

楚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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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2日讯】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搞了四十多年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有目共睹。如果要人们回答中国是变富了还是变穷了这个问题,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之所以答案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因为衡量贫富的标准不一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衡量标准都是建立在现下流行的价值和观念基础之上。 比如说 GDP、人均GDP、收入、住房面积等。但如果跳跃性再大一点儿,从跨越时空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答案又会如何呢?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时空观讲究天圆地方。五行六合阴阳与天干地支搭配形成时间和空间。一甲子六十年,周而不殆,无始无终。在这个循环的时空当中,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包括贫富,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运行。如果我们跳出眼前的表象,站在一个更大的轮回轨迹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理出更为清晰和理智的思路。

比如说,如果把立足点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用当时衡量贫富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答案会是什么呢?

老祖宗如何衡量贫与富

周朝的文化——周礼,是儒家传统的核心。那么站在周礼的角度,在我们的老祖宗们眼里,贫与富又是如何衡量的呢?

站在周礼的角度,在老祖宗们眼里,贫与富如何衡量?什么样的善人才符合华夏的传统精神?图为宋代马远所作〈黄河逆流图〉。(公有领域)

 

《论语》里说:“周有大赉, 善人是富。”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朝把好人视为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社会里的好人越多,国家就越富有。反之,如果好人越来越少,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实际上国家都是越来越穷了。从这句话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清楚德与才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德大才也大,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德大才小呢,虽然做不了大贡献,至少还是有益于社会的;无德无才的人,心眼儿虽然不好,但即使想干坏事也干不大;最糟糕的就是才大而缺德的人,这些人就是乱世枭雄,要祸乱社会了。

中国人由于过去百多年近代和现代史上内忧外患的特殊经历,总是担心国家不够强。经常会在潜意识中把国家好(德)与国家强(才)混为一谈,好像只要强了就一定会好。但实际上强和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您的邻居,如果他见义勇为助人为乐,那当然他越强对周围的邻居们就越有益;可如果他贪污腐败欺男霸女,那他越强周围的邻居们就越不安全。若他实在太强了,大家就只好搬家移户,一走了之。

那么回到周朝,到底什么样的善人才符合我们华夏的传统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女性说起。一说到女子的德行,很多人都会想起一句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自己的先辈们对女性不够尊重。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大非如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话是“男子有德就有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有德的男子才算有才,而女子只要有德就够了。这里主要讲的还是一个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男女差异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并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周王室祖上行善有德

我们中华文化里将贤慧的妻子尊称为太太,这个太太的称谓就是从周朝来的。

周武王灭纣立周之前,武王的上三代出了三位杰出的女性: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亲太姒。三位皆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典范,辅佐三代夫君为后来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曾子在《大学》中论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但从周朝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除了自己修身之外,还必须有位贤内助。后世因为周朝这三位母仪天下的女性名字中皆有一个太字,所以就用“太太”二字尊称他人的妻子。

周武王的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亲太姒皆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典范。图为太姒,清 焦秉贞《历朝贤后故事图》册之〈麟趾贻休〉。(公有领域)

算起来,周王室之所以能拥有号称八百年的天下,也是祖上行善有德。周王室最早的先祖是唐尧时的农师,名叫后稷,以擅长种植而闻名,是华夏的农耕始祖。因其教导百姓种植有功,受虞舜赐姓姬,这便是周朝姬姓一脉的源头。后来到了夏朝的后期,政治衰败,姬姓的后人便避世迁到了今天的甘肃弘化一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不惯,出国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们自己慢慢玩儿吧,咱移民了。移到当时边远落后的戎狄之地,凭着祖传的农业技术,耕种务农。

一代代传到了太王,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由于不断在当地振兴农业和扶助百姓,渐渐受到人们的拥戴,开始有了王者之风。不料此时,狄戎等部落却来攻打古公的地盘了。当时由于人民都非常爱戴古公,所以群情激愤,人人不惜一战。若换做后世的统治者,民意如此可用,不开战才怪。但古公却说:“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意思是,老百姓之所以愿意跟着我,不过想过过安稳日子。只要能有安稳日子过,跟着谁不一样?我可不愿意为了当君王而杀人。

为了不让百姓为了自己而打仗,古公带着家人亲戚,悄悄地搬到了岐山(现陕西境内)。不料百姓得知古公迁徙的消息之后,却宁愿拖家带口,集体前来投奔。领袖人物的善言善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古公不但治国有方,齐家也非后世帝王所能比。古公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有子姬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从小就有王者之风,受到祖父的喜爱。古公认为姬昌必能成就大业,有心传位于姬昌的父亲,即自己的小儿子季历,这样将来姬昌就能继承大业。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了解了父亲的心愿后,就自己出奔到当时极其落后的荆蛮之地,即今天的江苏。成就了一段兄弟推位让国的美谈。后来武王立周后,找到伯父的后人封侯,就是后来的吴国。

纵观周朝从先祖后稷、古公亶父、文王、三位母仪天下勤劳而高贵的女性,一直到武王立国的历史,可以说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善人是富的理念。那么,如果用善人是富的贫富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社会,四十多年来我们是变富了还是变穷了呢?衡量的结果毫无疑问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因人而异。

其实答案是什么都不重要,但是慎终追远,我们不敢忘了先祖们在天之灵的期盼。

(转自新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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