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腿断眼盲 清华大师吴宓惨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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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8日讯】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大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一生赤忱,得意门生钱钟书评价他“为人诚悫,胸无城府”。然而,生逢山河易色,一个去留选择,注定了他晚景悲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比较文学家、西洋文学家吴宓,回顾他在中共篡权之前、之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吴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陕西省泾阳县。他从小聪慧好学,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23岁赴美留学,先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文,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

27岁那年,吴宓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虽然主要介绍西洋文学,但他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价值,不赞成全盘西化,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

1925年,吴宓来到清华大学,在外文系任教。然而,他对清华最大的贡献,是参与创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更难得的是,他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请来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位顶级大师,也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四大导师”,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请大师并不容易。比如,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非常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虚无》一文里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吴宓到王国维家中送清华的聘书。一进厅堂,他就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再说明来意。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他的“奇特”,和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

师生心中的楷模

吴宓的学生、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在《回忆雨僧先生》一文中说,“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在课堂上,吴宓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清华学生、外交官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一文中描写道,“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

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在回忆吴宓时说,“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乐于助人 不求回报

在别人眼中,吴宓还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事吃紧,校址几次搬迁。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一文中说,即使在这样的战乱中,“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仪表整洁不等于在生活上花大钱。相反,吴宓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饭;一顶蚊帐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另外,翻译家孙法理回忆说,西南联大时期,吴宓的那些讲义,就是个“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这样的吴宓,同时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他曾经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20世纪30年代,一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可是费用不够,无法成行。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资助300元,还再三说明这是赞助,不用偿还。

抗战胜利后,由于个人原因,加上国共内战北方动荡不安,吴宓没有随大部队北归,而是留在了西南。辗转几所大学后,1950年10月,他最终在西南师范学院落脚。那时候,他最忙的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忙什么呢?给亲友、学生汇款支助他们。每次汇完款,他自己就所剩无几,甚至要向邻居借钱。

不愿远走他乡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想:1950年,中共已经夺取政权了,吴宓怎么没在四九年出走,而是留在了大陆呢?1941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也就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三十位学者之一。这样的大师,国民政府不争取带走吗?

当然不是。《先生归来》一书记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安排专人到西南师范学院相邀,希望吴宓去台大任文学院长。来人软硬兼施,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除了台湾方面的力邀,吴宓原本还有机会赴美国讲学,钱穆也多次邀请他去香港,共同创办新亚学院。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些机会。

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呢?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自己“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不知道中共将给他的故土带来怎样的灾难,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文革中惨遭迫害

曾和吴宓有过交往的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眼目睹的一些“批判”场景:一种是“群丑亮相”,就是把包括吴宓在内的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这些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种是游街示众,吴宓等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被押着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敢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要被骂被打。

还有一种是“开小灶”,就是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李永晖说,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就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吴宓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

吴宓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一些挨斗场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他被两个学生狠狠从高台上推下来,摔断左腿。之后,他拖着断腿被迫跪坐在地上,“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这样,他还要被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腿脚稍微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去,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吴宓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他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记忆力也急剧衰退。他总是坐在床上,闭目不语,有人进屋就睁眼看看,然后闭目冥思,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嘴里自言自语,“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

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在“请示上级”后,把他接回陕西泾阳老家照料。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一个率真正直的学者,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被扼杀了。去世后,他的弟子赵瑞蕻,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如果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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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现代出版社,2010年。
吴须曼《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见李继凯、刘瑞春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张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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