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如何制造中国人口危局?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1月1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人口统计基本数据: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全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这意味着:第一,2021年出生和净增长人口都再创1962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注意,1959—1961“三年灾害”期间中国饿死数千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极不正常);第二,中国人口进入“零增长”阶段,也就是说当前的14.2亿已是中国人口峰值;第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2021年七普数据。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跌入“低生育陷阱”(低于总和生育率1.5这条国际上通常认为的“高度敏感警戒线”),总和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第四,中国1991年的生育率就掉到了2.09,已经在低生育水平状态运行了30年,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然实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国家;而迄今,虽然想尽办法,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降到极低水平之后成功地恢复到更替水平。第五,中国人口很快将出现长期、持续、急剧负增长的局面。

概言之,中国人口已成危局(见下表),而造成危局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从决策角度对此简要论述。

2016-2021中国出生人口数与净增加人口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邓小平出台“强制一胎化政策”,既无国情依据,又无学术依据,仅仅是为了用人口算出“小康”目标,而强加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空前的大劫难。

文革中止后,邓小平、陈云等回到中共最高层,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当时很多的领导人第一次出国,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落差之大,为了“社会主义”苟延残喘,就要“加快发展”,邓小平为此提出“人均奋斗目标”(后来陆续提出的“三步走”、要求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等等,都和人均有关),20世纪末人口总量要控制在十二亿。怎么去做?只有采取一对夫妇生育生一个孩子的办法。

于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8年开始发生巨变。是年3月,计划生育写进1978版《宪法》;10月,中央“69号档案”第一次写入计划生育的限制措施,确定要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的“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向“最好一个”倾斜,“最多两个”被抛弃。

在执行过程中,“最好一个”(“一胎化”)政策遭到广大民众强烈抵制,反对的声音在党内、社会上、学术界都不小,邓小平又“一言堂”,强硬表态强制执行。从此,“强制一胎化政策”横行中国30余年,罪恶滔天。

邓小平的“强制一胎化政策”有无合理性呢?研究表明,这完全是出于愚蠢和狂妄。这里仅讲三条1978年中国并无出台极端严厉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

其一,毛时代的人口政策虽有反复,但70 年代初即已开始正式实行计划生育,基本为“二孩”目标,即“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整个70 年代,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1降到1980年的2.24,已接近人口更替水平2.1。照此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缓步降至更替水平下,应当是可预料的事。从国情讲,并无出台极端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的“迫切要求”。

其二,人口转变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一个社会的人口将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一般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这一转变过程中会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其典型特征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总量从 1970年的8亿增长到1980年的10亿,这并不可怕,因为当时中国即处于这一过渡阶段,而且过渡阶段也不会长。从学术角度讲,也无出台极端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必要。

其三,试点地区证明“强制一胎化政策”根本就不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经过上级试点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约840万。这些地区主要在中国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甚至困难,发展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全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2005年前后的调研发现,多年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增的情况,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长的态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而且,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没有。也就是说,即使政策允许,生了一个孩子后再想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质言之,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作用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哪还需要搞什么“强制一胎化政策”呢?

此外,退一万步讲,即使要搞计划生育,也不需要“一胎化”,更不需要“强制一胎化”。同属“大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一度推行生育抑制政策,都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效果都极显着。中共强制“一胎化”,每年堕胎数以千万计,实在是其蔑视生命、嗜血残杀的本性的大暴露。

二、江泽民将“强制一胎化政策”固定化、体制化、长期化。

20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领导人对“强制一胎化政策”内心上并不认同,有所抵制,执行中尽量缓和,例如农村“一胎半”、一度“开小口”等等。但“六四”之后,江泽民上台,大大强化了“强制一胎化政策”。

1989 年11 月9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特别提出要“坚决改变近几年来农村中放松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失控的现象”。江的策略是“两手抓”。一手抓“软”的,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其次是明确“政策不变”。另一手则抓“硬”的,即狠抓政策落实,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并且要负总责”,同时继续“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1991 年5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从此,计划生育指标与各级领导政绩挂钩,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度,长期延续。

江泽民扼杀了“强制一胎化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为替“强制一胎化政策”辩护,如同邓小平打出“实现现代化”的旗帜一样,江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旗帜,称“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键”,误导人们的思维,成为中共的官方认知(人口学家给中共的上书中对此有清晰、有力的辩驳)。

虽然中国人口形势自1992年起已经开始大变,政策调整问题已经摆上桌面,但江的十三年和江阴影笼罩下的胡温十年,或对此视而不见、压制,或苟且、因循,中国因此多次丧失了走出人口危局的机会。

三、习近平对“强制一胎化政策”进行调整,但囿于“保党”情节,迄今没有彻底放弃“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危局已难挽回。

1992年是中国进入低生育社会的第一年,当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57,大大低于2.1的更替水平。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同样重现了很低的生育率结果。被寄予厚望的2000年人口普查,直接汇总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这些都在人口学界中引起激烈争论。而中共当局将如此之低的生育率,归因于出生人口的严重漏报和瞒报,将总和生育率数据调整为1.8,并在200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

可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紧接着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仅为1.047。这将中共的数据调整彻底戳穿。中国人口真相已经越来越掩盖不住了。

与此同时,2001年以来,中国一批顶尖的人口学者基于专业研究,分别于2004年、2009年、2014年三次向中共中央上书,呼吁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例如,第三次建议书呼吁,让生育选择权回归家庭,将是社会收益最大、最得民心、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德政。我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已经长期滞后于客观形势变化,应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

在严峻的人口形势压力下,2012年底上台的习近平,终于开始了对“强制一胎化政策”的实质性调整。2013年宣布“单独两孩”政策(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宣布“全面二孩”政策(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可是,这些政策对改善中国人口形势已经不起多大作用了。

2020年,中共展开第七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普查结果令当局震惊,推迟数月才予公布,公布的数据也被认为是篡改过的。习当局已经认识到,“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时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云云。

可是,即便如此,习当局也对“计划生育”仍予肯定。例如,2021年7月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共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称:取消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不等于彻底放开生育;三孩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们在逐渐放宽,但是计划生育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还是要继续坚持的。

中共这样一种立场,怎么可能设想挽回中国人口危局呢?

更严重的是,中国目前1.3的总和出生率,已属极低生育率,极其危险了。世界人口史告诉我们,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其完成人口转变过程成为“低生育、低死亡”的社会时,其总和生育率并不是维持在2.1的更替水平不变,而是继续下降,甚至成为极低生育率。低生育率已是全球性现象。这在“大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尤为明显。从低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事实证明极难,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即便是北欧国家那么慷慨、全面的激励措施,也只是使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四国的生育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止跌为稳。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跳出“低生育陷阱”的前景远不乐观。

结语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饥荒、战争等因素经历过人口的低增长期,可是从来没有过低生育率时期。一个低生育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我们难以想像。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付出了上亿人次的强制堕胎、流产的代价后,中国的人口结构被中共强力破坏,中国的未来危险难测,中共这个中国最大的敌人,中华儿女必须认清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