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劳东燕:听不得真相如婴儿 帖文全网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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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03日讯】中国新年前,北京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劳东燕发出省思文章《直面真实的世界》,引发舆论关注,文章虽然遭中共删除,但相关敏感内容仍在海外网络传播。

1月29日,劳东燕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直面真实的世界》。然而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共网管删除,网页只显示“404”。

新唐人记者查询文章时,已无法从大陆网络搜到原文,即使是“知乎”上的讨论也被删得一干二净。所幸,海外网民已将文章下载保存下来,得以窥见全貌

文章披露劳东燕内心的迷茫。

迷茫在于“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在于“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得不到欢迎。

劳东燕表示,她甚至对学术写作,也陷于迷茫之中,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

在迷茫中,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劳东燕所说的“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应该是指在中共病毒疫情之下,武汉、西安封城后,民众的遭遇。不少人因为披露疫情真相而被调查,甚至抓捕。

劳东燕在文章中说:“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劳东燕列举的上述事例,正是中国人经常遭遇的真实事件。

2021年12月19日,湖南省湘西永顺县怀孕女教师李田田在微博上发出紧急呼救,指她被教育局和派出所派来的人员送往精神病医院。只因为她公开声援被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开除的女教师宋庚一。在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下,李田田从精神病院被放回。但最终,在接近新年之际,2022年1月23日,李田田在微信公众号发表《写给家乡:离开是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一文说,“我已经离开了湘西,离开了那座我生活了27年的小县城。”

2022年1月1日,西安一名孕妇因肚子疼前往西安高新医院就医,因核酸问题无法入院,她在医院门口苦等两小时后,导致大出血,8个月的婴儿胎死腹中。

1月22日晚间,河南许昌市董女士正在上高中的女儿由学校统一安排送回家,但被住家附近的防疫卡点给拦下。董女士主动提出愿意全家隔离,但卡点仍不放行,最后,母女俩在大雪中冻了一夜。

去年年底,山东省青岛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让一名上访户家属向当事人传话说:“我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 “这一家人都不怕死的话,那你就豁(出去),他们能豁上我也能豁上,你就转达给他就行了。给脸不要脸的话,那就不需再给脸······”“下一步不再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都’要送进监狱去。”“举全市之力,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武力,我耗得起他。”“他家可还有两个小孙子,肚子里还有一个。”等。

劳东燕,于1996年获得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4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硕博连读);曾是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处书记员、代理检察员,后加入清华大学法学院,201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

劳东燕在文章中一边回忆这一年发生的事件,一边流露出深深的不安。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她深思,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共制度。

“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像的悲剧。”

“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劳东燕还指明,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现在成了中共新的统治工具,给人民套上了枷锁,并经常被统治者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劳东燕,曾对北京地铁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提出质疑。她曾发文《对安保无节制投入,究竟在防谁?》质问:“接下去,是不是要在所有的马路上,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面安装人脸识别的机器,以便随时将行人拦截下来盘问与搜身,将那些被认为危及安全的人进行拘押呢?”

她还说,地铁实施人脸识别,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不经听证就要推行,缺乏起码的合理性;“一个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

转回劳东燕今年1月份的文章。

令她感到荒谬的是一些被套上枷锁的人,他们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情愿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一样,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也因为这样,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

在迷茫与残酷的现实中,劳东燕保持清醒:“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她说,对女儿的教育上,就是选择让女儿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

她还说,“如果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而这样的虚弱,放到大我的国家与社会来看,一个只有正能量一种声音的社会,不可能是健康的。

“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劳东燕认为,“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文章最后,劳东燕引用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

(记者李劲风报导/责任编辑: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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