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七十二:经济学家的饥饿记忆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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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是文革后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

1960年,被打成“右派”的茅于轼下放到了山东滕县。他回忆说,他在当地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刚到村里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

在茅于轼的记忆中,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他们一起下放的人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茅于轼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茅于轼在滕县饿的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他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茅于轼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他记的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茅于轼从滕县回北京,当天晚上他太太给他开了一个猪肉罐头,他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

茅于轼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他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他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滕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他说自己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茅于轼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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