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新唐人2010年2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熔石綜合報導)前中國足球掌門人南勇,從一名速滑運動員,到一名瀋陽體院學生會幹部,再到體委重點培養的青年才俊,然後成為體育總局最年輕的廳局級幹部,最後因腐敗淪為階下囚。他的人生軌跡向我們詮釋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據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國家體委到瀋陽體院選拔幹部,學生會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隨後,他成為國家體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1997年,36歲的南勇從人事司中層幹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國足協擔任副主席,他作為體育總局重點培養的年輕幹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連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國隊在十強賽中失去法國世界杯參賽資格的全過程。那時的南勇,自詡不懂足球,與足球的唯一聯繫,是身為體委足球隊的主力前腰,用他的話講:“踢球是為了鍛練身體,幾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國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現在媒體的鏡頭中,而且這是一次慘痛的經歷:1998年8月,陝西國力客場輸給了雲南紅塔,賽后陝西隊主教練賈秀全暗示隊中有人打假球,這就是中國足球歷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 “隋波事件”發生後,作為足協領導之一的南勇,在新聞發布會上被記者的一通追問搞得手忙腳亂,結結巴巴,最終連說了18個“這個”,稚嫩之氣盡顯無疑。

隨著南勇2000年分管國家隊,他在足協的鐵腕形像開始建立,他在十強賽出線時與米盧之間的恩恩怨怨已廣為傳播,甚至被媒體演繹為“米盧說,南是我在中國最敬畏的人”。所謂的敬畏,是米盧當時與某女記者關係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強賽期間,脫離球隊搬到那位女記者所在的酒店樓層,結果南勇一句“換房間可以,先把辭呈交上來”。

不過那時的足協掌門人是閻世鐸,在與南勇的權力鬥爭中,他攫取了大部份的實權。 2003年,中國女足在美國舉辦的世界杯上未能完成既定目標殺入四強,作為國字號球隊的直接負責人南勇,因為“問責制”受到牽連。到2004年,南勇在先後分管國足和聯賽后,被徹底的邊緣化,掛著足協專職副主席之職,卻只能分管足協下屬的福特寶足球產業發展公司,一份絕對的閑職。

但僅過一年南勇就東山再起,2004年,中超聯賽出現混亂局面,有包括北京國安在內的多達7支球隊意圖退出中超聯賽,面對這種變故,閻世鐸無計可施。此時以手段強硬著稱的南勇及時擺平了幾家具樂部。一年後南勇被任命為足管中心中共黨組書記,晉升正局級。

但在謝亞龍上任後,南勇再度被推到了權爭的前沿。他們兩人的內鬥,或明或暗地呈現著。愛福克斯贊助一事,讓南勇在這場內鬥中徹底落敗。據說,當時此事是謝亞龍主要負責,但他或許已感覺有問題,將此事讓給南勇談,最後時刻在簽合同時,也是南勇簽字,從此讓他背上一個至今都甩不掉的包袱。當年,愛福克斯事發後,據說南勇就此萎靡了好一段時間,而謝亞龍也藉此完全掌握了足協內外的主導權。

幾次權爭失敗,讓南勇在蟄伏的時間裡完成了某種原始積累:他分管過國字號到聯賽的各個部門,他接觸了足協幾乎每個部門的工作,並與各俱樂部投資者和官員相交甚好,積累了相當的人脈資源,也完成了自己的“權力佈局”,足協多個核心部門都有他的親信嫡系。

2008奧運之後,謝亞龍因為國字號在奧運的拙劣表現,引咎離去,南勇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統帥了足協的全部事務。

權力鬥爭中的殺手鐧:匿名信

從進入足協到爬上一把手的位置,南勇用了整整13年時間,而從一把手到被抓,卻只有短短一年。

一封匿名信被認為是南勇最終身陷囹圄的導火線。封中揭發了南勇與經紀人白川相勾結,促成了荒唐的“愛福克斯贊助中超”合同,同時在分管國足與聯賽期間大肆斂財,把一個“真實”的南勇暴晒出來。

在2002年底,南勇作為國足選帥組組長遠赴歐洲,出人意料地帶回了一位叫阿里漢的荷蘭人出任國足主帥。而此前媒體的猜測,更多的集中在特魯西埃、范哈內亨等知名教練身上。其中比利時籍華人白川功不可沒:他在南勇去歐洲之前,就通過層層關係聯絡到南勇,並許以各種好處,最終將南勇帶到了阿里漢的面前。

在交給閻世鐸及其他足協領導的報告中,南勇將這位球員生涯相當顯赫的荷蘭國腳,描繪成一位鬱鬱不得志但其實很有水平的“歐洲高水平教練”,45萬美元的年薪,可謂貨超所值。當然客觀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漢之後率領國足折戟世界杯預選賽,我們也無法評判阿里漢的真實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辯駁的事實是,此後曾經執教重慶力帆和天津泰達的阿里漢,並不嫌棄20萬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見當時45萬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為牽線人和決策者,受益頗豐。

2006年,南勇再次赴歐洲,陪伴他的還是白川,這次不是選帥,而是選擇中超的商業贊助夥伴。一家叫“愛福克斯”的網絡電話商,很快成為中超聯賽三年贊助商,合同金額600萬歐元,一度令足協內部和媒體歡欣雀躍。但最終的結果是,中超公司僅僅從愛福克斯處得到了60萬歐元的真金白銀。這家公司企圖借贊助中超進入中國市場,結果,因經營策略和市場判斷出現嚴重失誤,迅即破產。

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當時充當掮客,幫助這家毫無商業信用和資金實力的公司“孤注一擲豪賭中國市場”,從中賺取了“幾十萬甚至近百萬歐元”的中介費。當然,這筆錢中的一部份屬於合同的決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這樁合同註定破產後,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協狀告愛福克斯的步伐。直到2008年,這樁官司才正式訴諸法庭,結果可想而知,已經破產的愛福克斯,和同樣“神秘破產”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無法給這筆高達5400萬人民幣的損失帶來任何彌補。

體制之禍 亦是人禍

南勇腐敗一事,是“官商勾結”下的典型性權力腐敗。也只有當權者才能做到這一點。南勇在自己主管的領域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沒有受到任何的監管和監督,他的特權和尋租的商家或者個人形成一種默契的合同關係。這是權力的可怕之處,也是權力能夠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關鍵所在。

“官商勾結”是所有腐敗中殺傷力最大的,因為,只要當權者動用手中的權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會在眾多競爭者中不戰而勝。隱藏於官場之下,周旋於商家之中,最終實現多方共贏。南勇收受賄賂,通過自己擁有的權力出讓世界杯預選賽的主場承辦權、疏通關係讓某支球隊達到自己想要的成績、利用權力讓某位教練上位,最終導致各個級別的比賽都“摻假”。

滋生這種權力腐敗的,必然是殘缺的體制。南勇的問題並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為足管中心主任之後才有的,而是長期積弊的結果。從1999年主管聯賽以及2001年主管國家隊開始,作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協副主席,南勇既是擁有行政審批權的政府官員,又是擁有能夠決定市場利益和相關賽事運作的副主席,兩種權力沒有形成牽制和監督,而是在商業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南勇一手緊握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產生經濟效益的“商”,這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監管監督層面,兩塊牌子交替使用。

在很多大陸媒體人的眼中,這位南掌門是在體制的夾縫中,為數不多為中國足球“乾一些正確事情”的有為官員。但他畢竟生活在這個齷齪的江湖中,他也是體制的一部份,潛規則的一部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錯的究竟是江湖,還是身在江湖的人?其實,最大的大魚不是南勇、楊一民,也不是傳言中更位高權重的體壇高官,最大的大魚是“體制”。但所謂體制,也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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