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熔石综合报导）前中国足球掌门人南勇，从一名速滑运动员，到一名沈阳体院学生会干部，再到体委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然后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最后因腐败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轨迹向我们诠释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国家体委到沈阳体院选拔干部，学生会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随后，他成为国家体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1997年，36岁的南勇从人事司中层干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他作为体育总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连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国队在十强赛中失去法国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全过程。那时的南勇，自诩不懂足球，与足球的唯一联系，是身为体委足球队的主力前腰，用他的话讲：“踢球是为了锻练身体，几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国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中，而且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1998年8月，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队中有人打假球，这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 “隋波事件”发生后，作为足协领导之一的南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的一通追问搞得手忙脚乱，结结巴巴，最终连说了18个“这个”，稚嫩之气尽显无疑。
随着南勇2000年分管国家队，他在足协的铁腕形像开始建立，他在十强赛出线时与米卢之间的恩恩怨怨已广为传播，甚至被媒体演绎为“米卢说，南是我在中国最敬畏的人”。所谓的敬畏，是米卢当时与某女记者关系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强赛期间，脱离球队搬到那位女记者所在的酒店楼层，结果南勇一句“换房间可以，先把辞呈交上来”。
不过那时的足协掌门人是阎世铎，在与南勇的权力斗争中，他攫取了大部分的实权。 2003年，中国女足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上未能完成既定目标杀入四强，作为国字号球队的直接负责人南勇，因为“问责制”受到牵连。到2004年，南勇在先后分管国足和联赛后，被彻底的边缘化，挂着足协专职副主席之职，却只能分管足协下属的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一份绝对的闲职。
但仅过一年南勇就东山再起，2004年，中超联赛出现混乱局面，有包括北京国安在内的多达7支球队意图退出中超联赛，面对这种变故，阎世铎无计可施。此时以手段强硬著称的南勇及时摆平了几家具乐部。一年后南勇被任命为足管中心中共党组书记，晋升正局级。
但在谢亚龙上任后，南勇再度被推到了权争的前沿。他们两人的内斗，或明或暗地呈现着。爱福克斯赞助一事，让南勇在这场内斗中彻底落败。据说，当时此事是谢亚龙主要负责，但他或许已感觉有问题，将此事让给南勇谈，最后时刻在签合同时，也是南勇签字，从此让他背上一个至今都甩不掉的包袱。当年，爱福克斯事发后，据说南勇就此萎靡了好一段时间，而谢亚龙也借此完全掌握了足协内外的主导权。
几次权争失败，让南勇在蛰伏的时间里完成了某种原始积累：他分管过国字号到联赛的各个部门，他接触了足协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作，并与各俱乐部投资者和官员相交甚好，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也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布局”，足协多个核心部门都有他的亲信嫡系。
2008奥运之后，谢亚龙因为国字号在奥运的拙劣表现，引咎离去，南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统帅了足协的全部事务。
权力斗争中的杀手锏：匿名信
从进入足协到爬上一把手的位置，南勇用了整整13年时间，而从一把手到被抓，却只有短短一年。
一封匿名信被认为是南勇最终身陷囹圄的导火线。封中揭发了南勇与经纪人白川相勾结，促成了荒唐的“爱福克斯赞助中超”合同，同时在分管国足与联赛期间大肆敛财，把一个“真实”的南勇暴晒出来。
在2002年底，南勇作为国足选帅组组长远赴欧洲，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位叫阿里汉的荷兰人出任国足主帅。而此前媒体的猜测，更多的集中在特鲁西埃、范哈内亨等知名教练身上。其中比利时籍华人白川功不可没：他在南勇去欧洲之前，就通过层层关系联络到南勇，并许以各种好处，最终将南勇带到了阿里汉的面前。
在交给阎世铎及其他足协领导的报告中，南勇将这位球员生涯相当显赫的荷兰国脚，描绘成一位郁郁不得志但其实很有水平的“欧洲高水平教练”，45万美元的年薪，可谓货超所值。当然客观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汉之后率领国足折戟世界杯预选赛，我们也无法评判阿里汉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此后曾经执教重庆力帆和天津泰达的阿里汉，并不嫌弃20万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见当时45万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为牵线人和决策者，受益颇丰。
2006年，南勇再次赴欧洲，陪伴他的还是白川，这次不是选帅，而是选择中超的商业赞助伙伴。一家叫“爱福克斯”的网络电话商，很快成为中超联赛三年赞助商，合同金额600万欧元，一度令足协内部和媒体欢欣雀跃。但最终的结果是，中超公司仅仅从爱福克斯处得到了6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这家公司企图借赞助中超进入中国市场，结果，因经营策略和市场判断出现严重失误，迅即破产。
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当时充当掮客，帮助这家毫无商业信用和资金实力的公司“孤注一掷豪赌中国市场”，从中赚取了“几十万甚至近百万欧元”的中介费。当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属于合同的决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这桩合同注定破产后，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协状告爱福克斯的步伐。直到2008年，这桩官司才正式诉诸法庭，结果可想而知，已经破产的爱福克斯，和同样“神秘破产”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无法给这笔高达5400万人民币的损失带来任何弥补。
体制之祸 亦是人祸
南勇腐败一事，是“官商勾结”下的典型性权力腐败。也只有当权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南勇在自己主管的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管和监督，他的特权和寻租的商家或者个人形成一种默契的合同关系。这是权力的可怕之处，也是权力能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关键所在。
“官商勾结”是所有腐败中杀伤力最大的，因为，只要当权者动用手中的权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会在众多竞争者中不战而胜。隐藏于官场之下，周旋于商家之中，最终实现多方共赢。南勇收受贿赂，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利用权力让某位教练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掺假”。
滋生这种权力腐败的，必然是残缺的体制。南勇的问题并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为足管中心主任之后才有的，而是长期积弊的结果。从1999年主管联赛以及2001年主管国家队开始，作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协副主席，南勇既是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政府官员，又是拥有能够决定市场利益和相关赛事运作的副主席，两种权力没有形成牵制和监督，而是在商业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南勇一手紧握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产生经济效益的“商”，这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监管监督层面，两块牌子交替使用。
在很多大陆媒体人的眼中，这位南掌门是在体制的夹缝中，为数不多为中国足球“干一些正确事情”的有为官员。但他毕竟生活在这个龌龊的江湖中，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潜规则的一部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错的究竟是江湖，还是身在江湖的人？其实，最大的大鱼不是南勇、杨一民，也不是传言中更位高权重的体坛高官，最大的大鱼是“体制”。但所谓体制，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