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一位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上)

【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訊】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剛好從師範畢業,便跑到西安,想考進國民黨辦的炮兵學校,又能掙錢,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兩塊大洋的報名費,這時想起學校里曹孟朴老師告訴我們共產黨也抗日救國,於是我就轉身去了延安。這個偶然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時我才十幾歲,此後一直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從沒有懷疑過黨的政策,沒有懷疑過毛澤東。在抗日和「土改」的隊伍里,中共建政后在政府機關里,我都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后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嗎?」雖然當時只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心裏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只是盡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我給自己的這種定位雖然部分偏離了「黨要領導一切」的航向,卻大大縮小了我和科技人員的距離。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面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麼是有機化學,什麼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麼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麵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面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仿,經歷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后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五十多年前美國處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圍追堵截「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壓制,越有很多年輕人偏偏嚮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產主義」。美國不希望自己培養的技術人才為「新中國」服務,據說移民局官員常常坐到博士生畢業典禮的現場,動員你留下。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中共建政初期,中共政府廣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動員留美人才回國參加建設。「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這種形勢下,很多中國留學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國報效。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新中國」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与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係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懸挂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國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思想準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儘快適應這個他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鑒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布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領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与一些技術決策。

當時對石油煉製採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採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后,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識分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分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沒有思想準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運動深入以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況,被當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面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黨、對毛澤東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面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回國以後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里,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里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里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澤東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澤東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如今的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里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盡自己所能儘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里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鍊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鍊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鍊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革命經驗」告訴我,要維護黨的政策,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里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里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里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里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黨政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裡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里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中,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裏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裡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后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裡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里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里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徵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徵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裡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裡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裡科研條件好,哪裡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里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學是越能標新立異,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科學怪人。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煙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彙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煙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象,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能只讓中規中矩的人發揮作用,社會和大眾越寬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長的優秀人才,包括科學家。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裡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徵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徵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待續)

原標題: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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