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一位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上)

【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讯】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泽东。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中共建政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中共建政初期,中共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泽东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泽东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中,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待续)

原标题: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