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共鎂光燈聚焦下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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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2005年10月17日,上海,秋風蕭瑟。巴金,這位飽經滄桑、良知未泯的百歲老人,這位頭頂中共政協副主席光環的「人民作家」,將自己一生的「榮」與「哀」定格在那裡。

帶著未能完全兌現的「說真話」表白,攜著被打入冷宮的「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提議,他踽踽獨行。從華東醫院拔下吸管的那一刻起,他才擺脫了中共鎂光燈的聚焦,消失在遙遠的天際。

被中共賜予「文壇泰斗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成都一個官宦人家。從小家境殷實,祖屋大門的照壁上,嵌著用篆體書寫的「長宜子孫」的家訓。

他原名李堯棠,字芾甘。這個名字取自《詩經》中的《召南‧甘棠》一詩「蔽芾甘棠」句,「甘棠」是棠梨樹,「蔽芾」是描述棠梨樹的枝葉細碎而繁茂。

這個充滿詩意並符合家訓意頭的名字,本來滿載著對富足和寧靜生活的期許,卻變成了他那波詭雲譎、複雜多變人生的註釋。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論,巴金是中共欽定的中國現代文學六大「文壇楷模」中最長壽的一位,也是中國文壇的第一位百歲泰斗。

若以文學生命衡量,在1949年中共竊國後,巴金與很多作家一樣,歷經毛澤東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腥風血雨,後半生基本上變成了文學上的植物人。

也許,我們對他曾經有過的懦弱和盲目,應該給予足夠同情的理解。因為在中共的暴政下,無論是林昭那樣的聖女,還是馬寅初式的寧折不彎,都只是極為罕見的人格範例。

晚年的巴金,被中共恩賜了「人民作家」、「文壇泰斗」、「文學大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等若干榮譽,這讓他受「寵」若驚。

他的命運如此地充滿諷刺:雖躋身民主黨派行列,卻被寵為「中國共產黨最親密的朋友」,被冊封為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與所有國人同陷歷史陰霾中的他豈能預知:他的後半生呈現的會是一個拋物線軌跡。

中共治下的創作乏善可陳

如果說巴金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那也只限於他在20世紀40年代前創作的《滅亡》、《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等作品。1949年之後,他的創作乏善可陳。

1952年初春,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布滿各式各樣掩體和防空洞的大山坳裡,仍覆蓋著難以融化的厚厚積雪。此時,作為團長的巴金受命率中共文聯「朝鮮戰地訪問團」到達這裡。

儘管天氣寒冷,人也異常疲憊,但在進行實地採訪時,巴金不得不振作精神,宣講關於「知識分子改造」與「過好三大關」的心得,還滿腔熱情地寫出了一篇又一篇戰地散文。

如今,發生在六十七年前這場歷時三年的戰爭,對於中共、南韓、北韓以及美國等參戰國,究竟誰是贏家,已無從說起,而最受關注的或許是百萬個中國人(中共「志願軍」)的冤魂,以及被中共當局歪曲的歷史。

晚年的巴金曾坦言,「自己的著作之中有一半都是廢品垃圾」,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文學家或作家」。當然,在一個虎狼橫行、舉國撒謊的時代裡,他並沒有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矇騙和利用而寫出的《平壤,英雄的城市》、《歡迎最可愛的人》、《軍長的心》等戰地散文,以及被改編成紅色經典電影《英雄兒女》的小說《團圓》。

在經歷了被殘酷迫害和不堪污辱的艱難歲月之後,他的熱情化作成懺悔:

「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文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當時,批判胡風的人成千上萬,幾乎所有的知名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參與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聲討。1976年10月,「文革」結束;1978年12月,巴金開始寫作表達「懺悔」的《隨想錄》。上述這段文字是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所作的自我譴責。其自審後的內心痛楚令人扼腕。

效忠中共卻未免遭厄運

巴金對中共的效忠並沒有讓他免遭厄運,當老舍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選擇投湖自盡時,巴金也開始被「橫掃一切」。

1966年,巴金受到上海市文聯「造反派」批判,被關入上海文聯資料室「牛棚」,從此開始了靠邊、檢查、被批鬥和強迫勞動的生活。9月,上海作協「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頻,被遷出資料室,與其他幾位知識分子一起關到樓下一處不滿五平方米的煤氣灶間。

1967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藝界先後編印多種巴金批判專輯。

之後三年多的日子裡,就是連天的批鬥與遊行,但巴金沒有選擇抗爭,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來。他與老舍、傅雷等作家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遊鬥與大小牛棚的輪換之間,經歷了一場「煉獄」。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開始批判吳強,點名由「反動文霸」巴金陪鬥。巴金當時是上海作協主席,說他與作協黨組書記吳強「一貫狼狽為奸」,現在批鬥吳強,他自然應當「陪鬥」。

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押他上台的大漢狠狠地揪住他的頭髮往下按。誰知剛按下,他的頭就倔強地昂了起來;再按,再昂……如此反覆,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裝了個強有力的彈簧,造反派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他低下頭去。

「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往後扳,難以忍受的痛苦使巴金的臉頰從此扭歪。

後來,他回憶說,每聽到《東方紅》這首歌時都會全身發抖。因為在「文革」期間,「造反派」把他們這些「牛鬼蛇神」押上台批鬥時都毫無例外播放這首歌。

1972年7月,妻子蕭珊因過度的精神摧殘罹患癌症住進醫院,他想請假探望妻子,卻被無情拒絕。當時監管知識分子勞改的人員對他說:「你又不是醫生,你去幹嘛?!」51歲的蕭珊半個月後含冤長辭人世。

巴金沒有見到妻子的最後一面。他後來在《懷念蕭珊》中寫道:見到妻子時,她已是一具躺在擔架上、被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的遺體,「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

在蕭珊去世的三年之後,巴金才獲許將她的骨灰捧回。之後,他將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邊,每夜與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他離開人世。

遭受如此巨大的情感打擊,巴金後來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但在這一建議被官方打入冷宮之後,也再沒聽聞他繼續抗爭的聲音。

晚年成為中共華麗的道具

從1983年起,巴金連續五次「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任職達22年之久,是1949年以來中國唯一一位超過百歲且在任上去世的領導人。

巴金1999年因感冒住進醫院就再也沒有出院。晚年的他病得很重,但沒有人能走進他。因為是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的巴金住在醫院裡,所有的探視理由都得經過批准。

2002年的中共兩會,98歲的他雖然遠在上海的病榻上,已經說不出話,認不清人,進不了食,但仍被北京人民大會堂裡的代表們「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的報導說,獲得連任的巴金,對前來祝賀的中共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表示謝意。

在他頭腦還清醒之時,他曾多次請求「安樂死」,但均被拒絕,因為「黨」不答應。他不得不作為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共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共政協副主席而活著,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榮譽」出場。

這位臨終前久臥病床的高齡老人,曾在飽受病痛折磨時,也多次向中共官方提出不願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官職,也是因為「黨的需要」,其請求同樣多次被拒。

在百歲壽慶時,中共官方極為鋪張地為他舉辦「生日盛宴」。一直躺在醫院的病榻上的他除了表示「長壽是一種痛苦」,也多次流露他不喜歡人們向他祝壽。

儘管如此,但他病得越來越重、年歲越來越大的慶壽,都成為一大「國事」,被營造為官方「化裝舞會」上的話語狂歡。因為,他是中共鎂光燈下華麗的道具。

在2005年他去世前的十年間,圍繞著這位「文學泰斗」的新聞焦點,不是關於他的作品,也不是議論他因主張講「真話」惹出什麼風波,而是關於他每年一次的壽慶及其病情通報,以及他本人重複了無數次的謝辭。

巴金去世後,當時悼念他的新華社通稿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寫巴金喪葬事宜。其中絕口沒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未言及他「說真話」、「懺悔」和提議建「文革博物館」,卻把889字鋪張於中共當局肉麻的「關懷」,僅羅列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中共的統戰遊戲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至極,多少文人淪為其工具。當它需要誰時,誰就成為它鎂光燈聚焦下的華麗道具;否則,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如敝屣。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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