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共镁光灯聚焦下的道具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2005年10月17日,上海,秋风萧瑟。巴金,这位饱经沧桑、良知未泯的百岁老人,这位头顶中共政协副主席光环的“人民作家”,将自己一生的“荣”与“哀”定格在那里。

带着未能完全兑现的“说真话”表白,携著被打入冷宫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他踽踽独行。从华东医院拔下吸管的那一刻起,他才摆脱了中共镁光灯的聚焦,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被中共赐予“文坛泰斗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成都一个官宦人家。从小家境殷实,祖屋大门的照壁上,嵌著用篆体书写的“长宜子孙”的家训。

他原名李尧棠,字芾甘。这个名字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一诗“蔽芾甘棠”句,“甘棠”是棠梨树,“蔽芾”是描述棠梨树的枝叶细碎而繁茂。

这个充满诗意并符合家训意头的名字,本来满载着对富足和宁静生活的期许,却变成了他那波诡云谲、复杂多变人生的注释。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是中共钦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的一位,也是中国文坛的第一位百岁泰斗。

若以文学生命衡量,在1949年中共窃国后,巴金与很多作家一样,历经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腥风血雨,后半生基本上变成了文学上的植物人。

也许,我们对他曾经有过的懦弱和盲目,应该给予足够同情的理解。因为在中共的暴政下,无论是林昭那样的圣女,还是马寅初式的宁折不弯,都只是极为罕见的人格范例。

晚年的巴金,被中共恩赐了“人民作家”、“文坛泰斗”、“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等若干荣誉,这让他受“宠”若惊。

他的命运如此地充满讽刺:虽跻身民主党派行列,却被宠为“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被册封为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与所有国人同陷历史阴霾中的他岂能预知:他的后半生呈现的会是一个抛物线轨迹。

中共治下的创作乏善可陈

如果说巴金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那也只限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前创作的《灭亡》、《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作品。1949年之后,他的创作乏善可陈。

1952年初春,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布满各式各样掩体和防空洞的大山坳里,仍覆盖着难以融化的厚厚积雪。此时,作为团长的巴金受命率中共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到达这里。

尽管天气寒冷,人也异常疲惫,但在进行实地采访时,巴金不得不振作精神,宣讲关于“知识分子改造”与“过好三大关”的心得,还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战地散文。

如今,发生在六十七年前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对于中共、南韩、北韩以及美国等参战国,究竟谁是赢家,已无从说起,而最受关注的或许是百万个中国人(中共“志愿军”)的冤魂,以及被中共当局歪曲的历史。

晚年的巴金曾坦言,“自己的著作之中有一半都是废品垃圾”,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家或作家”。当然,在一个虎狼横行、举国撒谎的时代里,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向被中共蒙骗和利用而写出的《平壤,英雄的城市》、《欢迎最可爱的人》、《军长的心》等战地散文,以及被改编成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儿女》的小说《团圆》。

在经历了被残酷迫害和不堪污辱的艰难岁月之后,他的热情化作成忏悔:

“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当时,批判胡风的人成千上万,几乎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参与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8年12月,巴金开始写作表达“忏悔”的《随想录》。上述这段文字是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所作的自我谴责。其自审后的内心痛楚令人扼腕。

效忠中共却未免遭厄运

巴金对中共的效忠并没有让他免遭厄运,当老舍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选择投湖自尽时,巴金也开始被“横扫一切”。

1966年,巴金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被迁出资料室,与其他几位知识分子一起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之后三年多的日子里,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他与老舍、傅雷等作家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经历了一场“炼狱”。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开始批判吴强,点名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

“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巴金的脸颊从此扭歪。

后来,他回忆说,每听到《东方红》这首歌时都会全身发抖。因为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押上台批斗时都毫无例外播放这首歌。

1972年7月,妻子萧珊因过度的精神摧残罹患癌症住进医院,他想请假探望妻子,却被无情拒绝。当时监管知识分子劳改的人员对他说:“你又不是医生,你去干嘛?!”51岁的萧珊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

巴金没有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他后来在《怀念萧珊》中写道: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在萧珊去世的三年之后,巴金才获许将她的骨灰捧回。之后,他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他离开人世。

遭受如此巨大的情感打击,巴金后来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在这一建议被官方打入冷宫之后,也再没听闻他继续抗争的声音。

晚年成为中共华丽的道具

从1983年起,巴金连续五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任职达22年之久,是1949年以来中国唯一一位超过百岁且在任上去世的领导人。

巴金1999年因感冒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院。晚年的他病得很重,但没有人能走进他。因为是中共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住在医院里,所有的探视理由都得经过批准。

2002年的中共两会,98岁的他虽然远在上海的病榻上,已经说不出话,认不清人,进不了食,但仍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的报导说,获得连任的巴金,对前来祝贺的中共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表示谢意。

在他头脑还清醒之时,他曾多次请求“安乐死”,但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他不得不作为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荣誉”出场。

这位临终前久卧病床的高龄老人,曾在饱受病痛折磨时,也多次向中共官方提出不愿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官职,也是因为“党的需要”,其请求同样多次被拒。

在百岁寿庆时,中共官方极为铺张地为他举办“生日盛宴”。一直躺在医院的病榻上的他除了表示“长寿是一种痛苦”,也多次流露他不喜欢人们向他祝寿。

尽管如此,但他病得越来越重、年岁越来越大的庆寿,都成为一大“国事”,被营造为官方“化装舞会”上的话语狂欢。因为,他是中共镁光灯下华丽的道具。

在2005年他去世前的十年间,围绕着这位“文学泰斗”的新闻焦点,不是关于他的作品,也不是议论他因主张讲“真话”惹出什么风波,而是关于他每年一次的寿庆及其病情通报,以及他本人重复了无数次的谢辞。

巴金去世后,当时悼念他的新华社通稿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写巴金丧葬事宜。其中绝口没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未言及他“说真话”、“忏悔”和提议建“文革博物馆”,却把889字铺张于中共当局肉麻的“关怀”,仅罗列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中共的统战游戏玩得既得心应手又残酷至极,多少文人沦为其工具。当它需要谁时,谁就成为它镁光灯聚焦下的华丽道具;否则,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如敝屣。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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