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槍決的指揮家——陸洪恩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陸洪恩(1919—1968),天主教徒,曾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副團長,是文革中被公開槍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他曾說:「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

假如,當年,他選擇留在奧地利,他便可以在自由的陽光下,享受音樂的美好與平和。然而,一切都在痛苦後歸於沉寂。他的骨灰盒裡,只有一根指揮棒。

公判大會

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市文化革命廣場,召開了公判大會,判處七名現行反革命罪犯死刑,立即執行。他們是:柳友新,彭振邦,陳霖,尤詠仁,陸洪恩,楊望義,張鵬宏。當時,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對這場集體屠殺作了現場轉播,判決公告貼滿大街小巷。這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

4月28日,《解放日報》發文描述如下:「參加大會的和會場外收看電視實況轉播的革命群眾,不斷振臂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結束。

據難友劉文忠介紹,陸洪恩在被槍斃以前是遊街的,「沿著淮海路一直用卡車遊街到龍華機場那裡的槍殺地方把他槍殺。」

「運動」中的音樂人

陸洪恩出生於天主教徒家庭,少時入讀法國人開辦的徐匯公學,後考進上海音樂專科學校鍵盤系,1941年畢業。他多才多藝,不僅展現出音樂才華,還寫得一手好文章。

1950年1月,陸洪恩進入上海交響樂團,初任定音鼓演奏員,後於1953年起擔任樂團副指揮,第二年任交響樂隊副隊長。陸洪恩在排練時要求十分嚴格,因此保證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他熱情正直,為人誠懇,不擺架子,贏得了同事的認可和好評。

1956年,陸洪恩率領上海交響樂團赴京參加全國音樂週的演出,特別為各國使節進行了一次專場交響音樂會表演,反響熱烈。在此後幾年裡,陸洪恩經常與蘇聯、捷克、波蘭等國的音樂家聯合演出,工作繁忙。1959年,陸洪恩創作了大型管弦樂《年年歡》,向祖國獻禮。

陸洪恩心無城府,實話實說,自然在一連串的「運動」中留下了不少「辮子」。

1957年反右整風至1963年間,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和陸洪恩都主張「指揮負責制」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陸洪恩曾提出:「樂團每天5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制!」他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但是,後來,陸洪恩的觀點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2年,上海交響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陸洪恩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這話又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1965年1月,陸洪恩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在奉賢鄉下,陸洪恩突然行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綁到縣醫院打了一針,使他鎮靜下來。後來,上海交響樂團派人把陸洪恩送到上海精神病醫院,陸洪恩被診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陸洪恩住院兩個多月,病情緩解很多,出院後返回單位上班,不再擔任指揮。1966年春天,陸洪恩再度發病。可是上海交響樂團通知他的妻弟:不要送醫院,不用你管。

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動著陰霾。正在讀初中三年級的陸於為輕聲對陸洪恩說:「爸爸,今天就坐在那裡聽大家的發言,你不要講話了……」因為他聽母親說,兩天前,爸爸在政治學習時講了一些真話,遭到批判。陸洪恩輕輕地撫著他的頭說:「放心吧,於為,爸爸明白。」兒子目送父親步出家門,這一去竟成永別。

那是一個星期六,樂團學習討論《評「三家村」》。在會上,一些陌生人氣勢洶洶地批判陸洪恩是「修正主義」,陸洪恩大聲反駁:「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鄧拓就講對了。你們說我是修正主義,如果這也算修正主義,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

後來,他又喊了一聲「修正主義萬歲!」當時人們驚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聲:「陸洪恩……反革命!」接著又有人喊「對!反革命!」於是,人們七手八腳,一擁而上,將陸洪恩扭送到公安局、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監號1598—最後的話

在這裡,他沒有名字,他是「1598」。音樂,支撐著他,度過黑牢中的漫漫長夜。兩年的囚禁,毒打侮辱,使年富力強的他變成了衰弱老翁:身體瘦削佝僂、頭髮變白脫落、臉色枯黃、目光渾濁。儘管虛弱無力,雙手常被反銬背後,他還是經常哼起世界名曲,從樂聲中汲取力量。

在獄中,年輕難友劉文忠對他關照有加。每當夜深時,劉文忠就偷偷地幫助陸洪恩把反銬轉成正銬,這是他從另一位難友那裡學會的技術,這樣陸洪恩才能落地睡上一會兒。陸洪恩向他介紹音樂知識、講解人生課程,劉文忠佩服老陸的鐵骨錚錚,兩人在患難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一天深夜,陸洪恩泣不成聲地對劉文忠說:「小兄弟,蒙你照顧我幾個月,很感謝你。你有機會出去,幫我轉告家人,我是怎麼樣死在監獄的。」

選擇生死的這一天到了。同監房的14個犯人被叫到訓導室,席地而坐。桌子後面坐著訓導員、審訊員和另一個上面派來的人。訓導員為陸洪恩定了罪:公然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審訊員惡狠狠地問:「1598,你究竟要死,還是想活?今天你表個態!」

短暫的沉默過後,音樂家慷慨激昂,開口演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自從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奇鬥豔。西方的民富國強哪裡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裡來?世界在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在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在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搞內耗,造反,停課、停工,鬧革命。人家主張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們搞專制、愚昧、個人迷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人家保護文物,保護知識產權,尊重知識,拿知識分子當寶;我們砸爛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搶、抓、抄,批鬥毒打教師,知識越多越反動,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當『牛鬼』。人家求安定、講團結,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惟恐天下不亂,爭權奪利,批判孔孟『忠孝節義』,搞階級成分論,搞專政。……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侮辱大批跟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鬥倒批臭大批愛國的人民教師、學者、工程師、藝術家?他們在辛勤耕耘,傳播文化知識,他們把一切個人功勞與榮譽都上繳給組織給黨,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偉大的一個人。可是他還要侮辱我們,稱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著黨走,可是建國以來,他從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從海外歸來竭力忠貞奮發工作,誰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生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現在廣大知識分子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發展到死比活著還安定,這個民族無疑墜入了滅絕生命的深淵,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為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願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

難友劉文忠

1967年1月,19歲的政治犯劉文忠結識了48歲的「反革命」陸洪恩。當年,劉文忠因為幫助哥哥劉文輝複寫反對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沒有想到,自己會與一位音樂家成為忘年知己,而他們的交流場所竟是監獄。

陸洪恩把音樂的光亮帶到了鐵牢。他向同監難友們介紹西方的音樂大師、音樂流派,講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芭蕾舞等等。從這位師長身上,劉文忠第一次體會到了音樂的力量和對正義的渴望。他目睹了陸洪恩受到的殘酷折磨,深深敬佩他不屈的意志。

「這兩年中,不誇張的說,他三分之一時間是受罰的。也就是戴銬子,不是前銬就是後銬,他吃飯睡覺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他。那時我是個小兄弟,我幫他是應該的,再說我從他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識。他年紀大、經歷的世面比較多。」

劉文忠在回憶錄中,描述了陸洪恩的悲慘遭遇。「可憐的陸洪恩老師,幾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鬥。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樂學院批鬥後回來,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卻顧不得自己傷痛,慷慨激昂地告訴我們,他是賀綠汀的陪斗對象。他一向尊重賀綠汀,所以雖是師兄弟關係,後又拜賀為師,自認弟子。在批鬥大會上,革命師生責令他揭發賀綠汀的罪行,不料他反為賀綠汀表功,說賀綠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紅衛兵對他拳打腳踢、狠毒施暴。這位挨了暴打的音樂家卻說『小將們是被愚弄的』,毫不記恨在心。」

又有一次,陸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劇場批鬥,逼令他老實交代攻擊江青同志革命樣板戲的罪行。他理直氣壯地反問:「樣板戲有什麼好?中華文化藝術星光燦爛,音樂、戲曲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為什麼只許演唱這幾個戲,而要毀滅傳統呢?」他的這番話招來革命造反派的毒打。劉文忠寫道:「造反派們叫囂:『他滿嘴放毒,打他臭嘴!』結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當他回到牢房時,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腦袋被打得紅腫起來,嘴唇被撕裂開,連晚飯都無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就這樣,陸洪恩被頻繁揪斗,每次都因耿直抗爭而遭暴打,經常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跡斑斑。造反派看守還要把他的雙手扭到背後反銬起來,訓斥他說:「每次批鬥,每次都不老實,還要放毒,非得反銬不可!」

陸洪恩在臨終前,託付劉文忠兩件事:第一,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著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陸洪恩提到,他曾經帶團去奧地利演出,本來有機會出逃歐洲,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第二,幫他尋找去了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劉文忠歷經13年牢獄,重見天日。他信守承諾,完成了陸洪恩的囑託。2002年的一天,劉文忠來到了維也納中央公墓。在貝多芬的墓碑前,他擺放鮮花,喃喃低語,向音樂大師獻上一位逝去的中國音樂人的敬仰。

2004年底,劉文忠在海外出版了傳記文學《風雨人生路》,其中有兩節詳述了陸洪恩走上刑場的一幕。2005年2月底,王友琴女士讀到此書後,立刻向他轉告了陸洪恩兒子的訊息,再加上當年難友陳古魁(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的幫助,劉文忠終於和陸於為相見。

當陸於為聽到父親的遺托和牢獄慘狀時,淚流不止。他告訴劉文忠:37年過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靜、認命的生活被掀起了波瀾,心靈被震撼。陸於為反覆讀了《風雨人生路》後,徹夜難眠,痛苦不堪。他說:「想不到父親死得這麼慘,這麼苦,這麼壯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圍的人們對文革遺忘得這麼快!」

37年前,陸洪恩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受到株連。16歲的陸於為被發配新疆,13年後,陸洪恩平反,他才被批准回到上海。陸於為說:「父親沒有留下骨灰,沒有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我一根父親用過的指揮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親,身心憔悴,疾病纏身後去世了,一場文革災難使我家破人亡。」

陸於為是一名畫師,在相對平靜的生活裡,文革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他被歲月磨平了鬥志,他的心裡有著太多的疑問。「殘酷慘烈的政治運動改變了我的性格。使我變得膽小謹慎,沒有了稜角和鬥志,我一直想知道父親是在什麼情況下死的?父親究竟幹了什麼?造成張春橋等人非要殺他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讀了劉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憤恨,但又無奈。記得上海文化局為我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遭到有關部門拒絕。我真無可奈何!我不奢望什麼,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爺爺慘烈的事蹟,怕像我一樣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下。我大聲呼喊像我父親的事不要在中國大地再發生了,但願中華民族不再出現醒腥風血雨。」

追尋晴空

1979年,經過陸洪恩妻弟胡國定的再三申訴,陸洪恩的冤案終得重審和徹底平反。1979年9月26日下午,陸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許多陸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含淚致悼詞。大會宣布,「推倒強加於陸洪恩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

陸洪恩妻子的表妹林志明曾發表長文紀念這位音樂家。1979年10月29日,黃貽鈞在給林志明的信中說:「十年浩劫,死者萬千,洪恩是其中之一。他被害後無人敢去收殮,至今不知骨埋何處?倖存者想去他墓前『獻上一朵小小的白花』也不可能。他死得真慘!」

有資料顯示,根據一項內部統計,在文革中,上海市一共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劉文忠說:「真希望後人千萬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應該深刻徹底地反思這場民族的災難,否則將是民族的悲哀!」

良知,沒有忘記陸洪恩。網友「標心者」稱:這才是中國的脊梁。「百折不撓的老太太」寫:陸洪恩,敬你「紅色恐怖」之下的健全的人格!還有人說:文革十年是中國人民的惡夢,獨裁者對人民肆意奴役的年代!「寒夜裡一聲嘆息」說,文革屈死的冤魂依舊飄在災難深重的天空,天空如何晴朗!

正義,不會忘記陸洪恩。一曲慷慨悲歌,燃燒生命,寫下壯懷激烈。敬仰與懷念,在追憶中,穿越悲傷的淚,祈望光明與祥和。

洶湧紅潮,吞噬寶貴的生命,扼殺心靈的自由,投下恐怖的陰影,撲滅信仰和真誠。數不清的冤案,蹂躪千百萬個體和家庭,製造無盡的慘烈哀怨。紅禍不止,苦痛難終。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互動百科

王友琴:《陸洪恩之死》,2001年。

江濤:《指揮家陸洪恩的一生》,開放雜誌,2009年8月1日。

劉文忠:《風雨人生路》,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張敏:《劉文忠談同監難友指揮家陸洪恩之死 — 專訪劉文輝胞弟劉文忠(三)》,自由亞洲電台,2016年11月23日。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