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預測:中共政權終結於何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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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彙集了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或事項並加以對比,以預測中共政權終結年份。作為預測項目的33個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分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新聞、文藝、人口、社會、航太等多個領域。通過兩種計算方法分別得出各個預測專案的資料後,再取其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從而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本文共有四部分:一、預測的依據,二、相同年份數相加法預測及結果,三、相同比例推測法預測及結果,四、說明與分析。)

第四部分說明與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相同年份數相加法預測及結果》中所測算出的結果是:中共政權終結於2021年前後;本文第三部分《相同比例推測法預測及結果》中所測算出的結果是:中共政權或終結於2014年前後。在第四部分(即本部分)中,筆者將對兩者作出具體分析。

A)關於方法、結果及若干規律

可能會有讀者對這種用數位或資料來預測未來的方法不以為然。其實,現代很多預測(包括20世紀興起的新學科──未來學的預測)都廣泛使用資料。中國及各國傳統文化中不乏運用數字預測未來的方法。即使在中國現、當代政治中也有這方面的實例。

中共官方近年來披露的不少內容佐證了以下傳聞:毛澤東當年之所以將守衛中南海的中央警衛團命名為「8341部隊」,是因為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問卦於一位道士時,道士給出了兩個數字:83和41。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人們才恍然發現這兩個數字的預言性含義:毛享年83歲,實際掌握中共最高領導權達41年(自1935年遵義會議)。當然,也有人解讀為:毛享年83歲去世後,他建立的中共政權還能持續41年(1976年+41=2017年)。

可見,數字有時是相當說明問題的。何況本文上述兩個測算結果均出自標誌性事件或史實,而這些客觀存在又涉及並橫跨了多個不同領域,絕非隨心所欲之所能杜撰編造。所以將它們引以為據來作預測,有著邏輯上的合理性。

也許還有讀者希望在瞭解本文上述兩個測算結果之間關係或聯繫之前,首先瞭解一下「相同年份數相加法」與「相同比例推測法」這兩個測算方法之間關係或聯繫。稍作這樣的瞭解,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這一關係或聯繫。

我們已經知道,「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是將蘇聯歷史上某事件或事例的發生年份直到蘇聯的解體年份(1991年)兩者之間的年份數,加之於另一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歷史上的同類事件或事例之後,從而推算出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這一方法可謂「事件後」測演算法,因為它不涉及「事件前」。

以「﹝預測項目E1﹞人造衛星」為例,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之前,蘇維埃政權已經存在了40年,而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之前,中共政權隻存在了21年。40年比之21年,時間上幾乎翻了一番,但兩者都屬於「事件前」,所以它們之間的這一差別並不涉及或影響到測算結果。

「相同比例推測法」則既要顧及「事件後」,又要兼顧「事件前」。因為它測算「事件後」的依據「相同比例」出自「事件前」(詳見本文第三部分),所以它其實應該視作「事件後+事件前」測演算法。顯而易見,40年與21年這兩個「事件前」年份數的差別,會顯著影響到測算結果。

「﹝預測項目E1﹞人造衛星」這一單項預測中共政權終結的或然年份,用「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測出的結果為2004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測法」測出的結果為1988年。兩種測算方法得出的結果相差16年,可見兩者差別之大。而差別最大的預測單項為「﹝預測項目C1﹞電視播出」:用「相同年份數相加法」測算出中共政權或終結於2010年,而用「相同比例推測法」測出的結果則為1980年。兩者相差30年!(當然也存在一些兩者差別小的甚至相同的單項測算結果,如本文第一部分就曾提及的「﹝預測項目C4﹞主辦奧運會」)

另外,「相同年份數」隻涉及年份數,「相同比例」則涉及年份數後還要推導或換算成百分數。年份數為絕對值資料,百分數為相對值資料。這是兩者之間的又一個不同之處。

古人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這兩個方法的差別之大,豈止於「毫釐」之十倍、幾十倍!然而它們得出的最終結果(由各類預測項目總計得出的中共政權終結的大致年份)──2021年和2014年──則只有7年之差,可以說相當接近。這是否有歷史規律作用於其中而使然呢?

如果說7年之差所能說明的問題畢竟還是有限的,那麼各類預測結果的(按年份)排列順序(見以下表四)則多少有點兒意味深長了。

表四:兩種方法各類預測項目結果(年份)排序表

相同年份數相加法相同比例推測法

年份排序預測項目類別中共政權終結

單類預測年份

年份排序預測項目類別中共政權終結

單類預測年份

1軍事類(D類)(2009.4)2010年1軍事類(D類)(1996.2)1997年

2綜合類(C類)(2017.2)2018年2經濟類(B類)(2008.0)2008年

3經濟類(B類)(2020.8)2021年3綜合類(C類)(2009.8)2010年

4政治類(A類)(2023.2)2024年4政治類(A類)(2024.8)2025年

5航太類(E類)(2031.2)2032年5航太類(E類)(2035.8)2036年

總計總平均值*(2020.1)2021年總計總平均值*(2013.3)2014年

此處總平均值與以上5項目平均值因進位累計微小差異而略顯不同

從表四中可以看到,不論用哪一種方法來測算,就中共政權終結單類預測年份而言,五大類預測項目排序相當接近。綜合類(C類)與經濟類(B類)兩者雖然排序有所不同,但是在年代上其實差別都很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軍事類(D類)項目所測出的中共政權預計壽命總是最短的,而航太類(E類)項目所測出的預計壽命總是最長的。為什麼以「事件後」的年份數(絕對值數據)為依據和以「事件後+事件前」所推導出的百分數(相對值資料)為依據的這兩種測算方法會得出如此接近的排序?資料所反映的問題其實已經超出了統計學範疇,那麼它們是否在提示有某些歷史規律隱約作用於其中,而這些規律又無可抗拒地制約著共產政權的壽命呢?

從歷史規律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程度不同地信奉《共產黨宣言》裡所提出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的宗旨。毛澤東則說得更加直白無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社會主義大國如此,社會主義中、小國家,只要軍事類外援達不到其期待值的,就會全力發展本國軍事工業,甚至像朝鮮那樣死活不顧地搞「先軍政治」。蘇聯從第一個五年計畫起,始終優先發展重工業,其核心是軍事工業;「冷戰」時期蘇聯又傾全力(甚至超全力)來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而被拖得疲憊不堪、頹然欲墜,此亦為其解體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基本上亦步亦趨,搞的也是「先軍政治」。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為了提前、加速發展核武器而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加工業「大躍進」政策,餓死了三千多萬人,超過當時中國總人口的5%。自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的國家發展總方針始終如遲浩田所言,「我們表面上還是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實際上整個經濟建設都圍著國防建設轉」。

﹝從1979年春「中(國)越(南)邊境自衛反擊戰」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鎮壓事件這十年間,北京當局曾一度放棄過「先軍政治」性質的國策。不過遺憾的是,那只是中共建政後絕無僅有的唯一例外。﹞

中華先哲老子(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5世紀)在其《道德經》中有言相告:「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中共政權暴力起家、崇拜武力、信奉「槍桿子」拜物教,不惜一切代價謀求軍事優勢,迷信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甚至全然不顧任何底線、企圖憑藉「超限戰」最終戰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而稱霸全球。將此設定為終極戰略目標,完全無異於自設不祥之器而祭之,其後果不但為禍於國、為害於民、為患於世界,而且於共產政權自身也並非福音。

老子又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們似可從軍事類項目的預測分析中得出以下結論:軍事類事項之所以使中共政權「壽短」,是因為「槍桿子」作為國家暴力機器,既是中共奪權、掌權、保權的「護身符」,同時又是耗盡國民經濟潛能、促成其解體崩潰的「催命符」。更為貼切地說,「護身符」和「催命符」實際上是「槍桿子」這同一個符的正反兩面──「護身符」兮「催命符」之所伏,「催命符」兮「護身符」之所倚。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軍隊拒絕服從齊奧塞斯庫指揮,由他的「護身符」一變而成為其「催命符」。1991年8月,蘇聯軍隊卻轉而聽從葉利欽指揮,由他的「催命符」一變而成為其政治對手──蘇共「八.一九」政變集團的「催命符」。蘇聯及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滄桑巨變似可為這一歷史辯證法提供另一方面的例證:對共產專制而言,其「護身符」是變數,不變也得變;其「催命符」則是常數,變也變不了──凡向「不祥之器」頂禮膜拜者,都難逃此在劫之定數。

「定數」意味著:某種無從規避、無可阻擋、無法抗拒的歷史轉型必然來臨。這類轉型因軍隊傾向、政治生態、權力結構、社會思潮、公眾意志(或可曰「群體決斷力」)等多重因素的不同組合而表現出各種模式:訴諸武力的羅馬尼亞模式、訴諸武力威脅的蘇聯模式,以及和平演變模式。波蘭、匈牙利等大多數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原「黨衛軍」轉變為國防軍的歷程,就是通過和平演變完成歷史轉型的成功範例。

那麼,中國大陸現軍隊能否實現這種和平轉型呢?我們且透過現狀略看端倪:習近平反腐敗順應民意,軍隊改革開局有成。持續推進此二者之際,既須防止中共腐敗集團發動類似「八.一九」的政變來作全線反扑,又會面對遲早要提上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鉅任務。面對這種現狀,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治團隊唯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軍隊國家化,唯有始終堅持建設民主政治的理念與實踐,唯有在實質上建立起與西方民主國家持久的戰略互信,才有可能使「黨衛軍」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防軍。這是中國大陸現軍隊的唯一歷史出路。任何企圖保留中共政權及其體制的痼疾型幻想和持續性努力,最終都會導致葬送和平轉型的結果──不僅會給中華民族帶來腥風血雨,也會給這支軍隊帶來滅頂之災。

由以上論述再回到預測論題:與軍事類相比較,航太類雖然首先並且主要服務於軍事,但畢竟不完全等同於軍事。正如中共發展重工業的核心是發展軍事工業,但中國的重工業並不等同於軍事工業。由此可見,客觀性相對較強的三大類預測專案中,經濟類(B類)和航太類(E類)之所以比軍事類(D類)來得「長壽」,其原因也正是「不祥之器」的「催命符效應」對軍事類有全面影響,而對經濟類和航太類的影響則要程度不同地弱一些。

B)如何分析兩個測算結果?

那麼,怎麼具體分析「2021年(前後)」和「2014年(前後)」這兩個測算結果呢?尤其是2014年已經成為歷史,這一測算結果還有效、還能成立嗎?兩個結果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或聯繫?在所有可能提出的有關問題中,以上幾個顯然是讀者聚焦最多的。筆者對此有幾種不同的分析解讀,現將它們按從對中共政權相對最有利到相對最不利的順序加以排列,逐一介紹如下。

第一種為「雙坎」分析。所謂「雙坎」就是兩個「坎」。常言道,老人要過兩個比較難過的年齡「坎」:「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對中共政權而言,它的「七十三」大概在2014年左右,而2021年前後也許是它的「八十四」。要是中共政權真能過得了這兩個「坎」,或會有逐漸趨於自然消亡的小概率。

也許有讀者會說:2014年中共政權好像沒什麼具有「病危通知書」性質的事件嘛!上文已經多次提到,2014年是「大致年份」,也就是說中共政權或終結於2014年及其前後。因此,早於2014年僅兩年的2012年,應可看作是中共政權接連不斷面對「病危通知書」性質事件的「七十三」:從2月6日原中共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到3月19日夜間北京城內第38集團軍與武警部隊直接衝突的激烈槍聲;8月、9月間,以解救薄熙來為目標而掀起的席捲中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的「反日風潮」,導致習近平被迫拒任總書記而「神隱」半月,以致中共「十八大」幾乎流產,等等。凡此種種都說明:2012年完全可以說是中共政權的「七十三」。現在就看「八十四」了。

第二種為「區間」分析。「區間」不是兩個「坎」,而是一個「段」。所謂「區間」在此指一個時間段,大致起於2014年,終於2021年。該區間設為中共政權的高危「年齡段」,段內從起點年(2014年)至終點年(2021年)共約8年中,每一年面臨政權終結的危險性,理論上大小相同,所以該時間段屬於「勻質區間」(動盪不已的2012年可暫且看作區間之前的前奏或區間以外的例外,以下再對之另作分析)。中共政權從起點年前後開始解體,至終點年前後或在此之前歸於終結。整個區間(即時間段)可以表現為「勻速」演變的和平轉型過程,或雖非「勻速」而穩步、但相對而言仍算平和的轉型過程。

當然,即使既「勻速」又平和,所謂「勻質」也不是絕對的。位於起點年與終點年之間取半之處的中間點也還是可以看作中共政權終結的相對概率最高點(即危險性峰值點)。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取這8個年份數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來作為中共政權終結可能性相對最高的年份,則這一平均值恰好位於區間的中間點上: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8

=16140÷8=2017.5(2018年)

據此理論測算的時間節點,中共政權大致終結於2018年前後。

不過,歷史進程一般不會恰巧與理論測算所得到的時間節點同步。或者說,歷史的步伐並不一定會正好踩上我們所預測的時間點,而總會有所超前或有所延後。2012年2月王立軍闖入成都美國領事館,迅即在整個中國政壇掀起軒然大波。歷史,也因這一突發事件而提前開啟了中共終結期「區間」。

如果我們根據歷史的實際進程,將該區間的起點年調整為2012年而終點年不作變動的話,那麼從2012年至2021年共約10年中,中共政權終結可能性相對最高的年份則為這10個年份數字的平均值(「平均年份」),這一平均值也恰好位於區間的中間點上:

(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10

=20165÷10=2016.5(2017年)

這一測算結果表明,中共政權最有可能終結於2017年前後。

中國著名維權律師、諾貝爾和平獎獲提名者高智晟律師在其《2017年,起來中國》一書中已經預言:「中共政權將於2017年敗亡」。本文根據上述歷史實際進程而以2012年為起點年的「區間」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中共政權最可能終結於2017年前後),則與高律師的預言不期而符。

第三種為「馬鞍形」分析。所謂「馬鞍形」就是在一個時間段(2014年前後至2021年左右)內,中共政權先後遇到兩次高風險性危機。(2012年這一「多事之秋」可以視作其中第一次高風險危機。)

「馬鞍形」時間段也可看作一個區間,不過屬於「非勻質區間」。因為在該時間段內,中共政權面臨終結的危險性每年大小不一,其初期(或為2012年)和末期各有一次高風險性危機,即區間內要先後生成並「崛起」兩個危險性高峰。從這一點看,兩次高風險危機有點類似「雙坎」,但與「雙坎」不同的是,兩次高風險危機之間(即「馬鞍形底部」)還存在著連接兩者的一系列風險度略低的危機或次高風險危機。當然,即使處於「馬鞍形底部」時,中共政權面臨終結的危險性也只不過是「略低」於初期及末期兩個危險性高峰時段而處於「次高」水準,但還是要高於其建政以來的其他時期。因此中共政權也有可能終結於「馬鞍形」區間內兩次高風險危機以外的其他時段,亦即終結於「馬鞍形底部」的風險度略低危機時段或次高風險危機時段。當然,其終結也有可能發生在2017年或2018年(如「區間」分析所測)。

第四種為「湧浪型汛期」分析(或曰「震群型地震」分析)。如果說「區間」分析相對而言較接近於靜態分析,則「湧浪型汛期」分析更具動態分析的性質。所謂「湧浪型汛期」分析,就是把一個時間段(從2014年前後至2021年左右)之內所有促使中共政權解體的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看作猶如接連不斷「逐浪高」的汛期湧浪,預測它們怎樣一浪接一浪奔湧而至,最終促使中共政權被衝垮淹沒。世人都可以看到:2012年王立軍突闖美領館而引發中共內斗驚濤驟起,到2015年習近平掀動軍隊改革大潮而致使拍岸駭浪破堤呼嘯……凡此種種已然事件伴之以行將到來的未然事件,猶如後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直奔2021年前後那終結點、最高潮!(當然也可能中共政權崩塌於最高潮到來之前)。「湧浪型汛期」也可看作「震群型地震」即一系列接連不斷的政治地震:前震連後震,主震帶餘震,小震引大震,孤震誘群震……震得天崩地裂、江山再造!

以上就是筆者對「2021年」和「2014年」這兩個測算結果的四種分析解讀。

或許有讀者會這樣問筆者:對「2014年(前後)」這個測算結果,你或可用與之相差僅兩年的2012年內中共內斗劇烈、政局搖蕩作為佐證。對「2014年(前後)」和「2021年(前後)」這兩個測算結果之間的「中間點」或「平均值」之類,你也可用高智晟律師在《2017年,起來中國》裡「中共政權將於2017年敗亡」的預言來作印證。那麼,對「2021年(前後)」這個測算結果,你能否同樣找出某種憑據或說法來加以引證呢?

上文已經提及,瀋志華作為中蘇關係史研究領域的專家,在2009年接受過香港鳳凰網歷史頻道的採訪。當時他曾這樣評說:「(……)蘇聯的道路對於中國來講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中國很多問題跟蘇聯差不多就差30年,就是他幹過的事兒差不多中國都干了,就是有個30年的時間差,(……)」

﹝這段評說的2013年版修改為:「(……)蘇聯的道路對於中國很有啟發意義,中國很多問題跟蘇聯就差30年,蘇聯幹過中國後來也干了,只是有30年的時間差。」﹞

「30年的時間差」!1991年蘇聯解體與2021年之間,不正好「就是有個30年的時間差」嗎?

C)預測項目的取舍標準

那麼,在選取哪些歷史事實作為預測項目這一點上,作者是否會有「選擇性取舍」的傾向或偏向呢?理性思考的讀者對自己的閱讀負責任的態度提出這一問題。讀者這種以批判性思維為基礎的,不僅為筆者所期待,同時也可以解讀為對作者寫作的「另一種尊重」。對此,作者作些說明或許會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理解閱讀內容。

問題涉及「取」與「舍」兩方面,筆者也因此而從這兩個方面來作說明。

就「取」的方面而言,本文所有預測項目都源自各個領域的標誌性事件或事項,均屬客觀事實,全部有據可考,且大部分為眾所周知(其中甚至包括中共媒體所引以為豪的「輝煌成就」,諸如主辦奧運會、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航空母艦、航太等)。由此可見,筆者至少是盡力秉持客觀標準、排斥「選擇性取舍」的。

本文絕大部分預測專案所涉及的歷史事實,根據可比性原則選取之後,不作任何加工處理,「原汁原味」地直接用於預測,因此屬於「生搬」,然而決非「硬套」(因為必須經過可比性原則的方法論篩選和檢驗,相關標準見下文)。只有兩個預測項目作過類似「加權」性質處理,不屬「原汁原味」,是須略加說明的。此兩項為﹝預測項目A2﹞「第一代領導」和﹝預測項目A3﹞「第二代領導」。

蘇聯和中共政權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專制政體。其最高領導人或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及個性特點,對整個國家的局勢及歷史發展走向,有著比之民主政體最高領導人更具決定性作用的影響力。而且至少其「第一代領導」和「第二代領導」的任期都屬於終身制或實際上的終身制。因此在本文《預測專案目錄單》(詳見本文第二部分起始處)之中,這兩項內容皆屬不可或缺。

就「第一代領導」而論,毛澤東(執政期1949-1976,長達27年)建政如列寧,但列寧(執政期1917-1924)建政7年後即去世,而毛則建政27年後才去世。比之列寧,毛澤東的執政方式與執政期顯然更類似或酷似史達林(執政期1924-1953,長達29年)。因此「加權」處理的方式是,用列寧和史達林兩者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來對應於毛澤東去世的年份。

就「第二代領導」而論,「加權」處理的方式是,用史達林和赫魯雪夫兩者執政終結年份(對前者而言,亦為其去世年份)取中所得之「平均年份」來對應於鄧小平執政終結年份(亦為其去世年份)。原因已在上文說明:鄧政治上如史達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六四」鎮壓),經濟上如赫魯雪夫(都搞改革開放,儘管方式與幅度各自有別)。

此處需要對蘇共領導人的建政、執政方式與執政期,暫且套用了「第N代領導」這一中共官方的習慣性說法。實際上,列寧(1870-1924)、史達林(1878-1953)都屬於蘇共建政的第一代人;而蘇共「第二代」則包括馬林科夫(1902-1988)、赫魯雪夫(1894-1971)、勃列日涅夫(1906-1982)。不過,蘇共自己並沒有像中共那樣使用過「第N代領導」之類的說法。

對領導人以「(第N)代」論而不是以「(第N)任」論,對「領導集體」也以「(第N)代」論而不是以「(第N)屆」論,這種表述實際上並不貼切、也不合理。因為「任」和「屆」是就體制及其連續性而言的,而「代」強調的則是就任者及其繼承關係。相對而言,「任」和「屆」著眼於體制,較多體現了「法治」思維;而「代」則著眼於人,有著「人治」思維的烙印。之所以本文中「第一代領導」和「第二代領導」兩個用辭要加上引號,原因也在於此。

除此以外,以「代」而論,其最大弊端是不客觀。「任」和「屆」的區分都有其客觀標準可循,而「代」的劃分則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連提出「代」論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鄧小平本人,都沒有拿出過有關自己那個「第二代」(以及「第一代」和「第三代」)頭銜的劃分標準(其實,鄧隻拿出過一個有關「核心」的標準──「說了算」)。從實踐層面看,世界上恐怕只有朝鮮領導人仍然逆世界潮流而動,始終堅持以「代」而論(不過倒也算得上貨真價實)。自2016年夏起,中共官媒雖然明顯降低了「代」論說法的使用頻率,但仍未明確予以棄用,仍自居於尚未與世界「接軌」之列。可見,以「代」而論,不僅違背有關歷史事實,而且還尤其不符合世界潮流。

就「舍」的方面而言,筆者介紹一下篩選預測專案時的若干棄項,同時也談一下選項要求。

棄項及原因(選項要求)之一:缺乏雙邊性的不立項

蘇德戰爭(1941-1945)無疑是蘇聯歷史上的最大外患,戰爭以蘇聯國土遭受外敵(納粹德國)大規模入侵開局。但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沒有遭受過大規模外敵入侵,預選專案「大規模外敵入侵」因缺乏雙邊性而作為棄項取消。

中國最大內亂無疑當屬「文化大革命」(1966-1976),而蘇聯歷史上則沒有這類由最高領導人煽起全民性政治狂熱而引發的全國性超級大動亂,且歷時達十年之久。「大規模政治動亂」亦因缺乏雙邊性而無從立項。

不過「文革」的一個側面或方面──大規模、長時間、全國性的政治清洗和迫害,則立項為「﹝預測項目A4﹞最大政治清洗」;與之對應的是蘇聯「肅反」運動(1934-1939)的政治清洗和迫害。

蘇德戰爭雖未立項,但還是多少被間接涉及(或提及)於另一選項──「﹝預測項目B3﹞五年計畫『空窗期』」的題下。

棄項及原因(選項要求)之二:(雙邊或單邊)不具備事件性及年代性的不立項

普列漢諾夫在其《政治遺囑》中指出,「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

1957年11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政黨大會上,毛澤東宣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戰,「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

毛澤東和列寧草菅人命的想法,內容上互相對應、具有雙邊性,性質上也具有可比性。但是依據本文所要求的方法論標準,這兩者並不能入選而立項。其原因是有關列寧方面(單邊)的內容是評論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另外該內容也不具備年代性,也就是說,無法確定具體年份以作比較、測算。

棄項及原因(選項要求)之三:(雙邊或單邊)時間點處於建政以前的不立項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一度繼續使用沙俄盧布,至1921年才首次發行蘇俄政府的新盧布。中共則在1949年建政之前,於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面向全國的貨幣──人民幣。兩國貨幣本來應當可以作為預測項目之一來考慮,但因為人民幣(單邊)發行之始早於中共建政,時間點處於建政以前,所以「貨幣」成為棄項之一。

本文有「﹝預測項目C1﹞電視播出」,但沒有關於報紙、廣播、通訊社的預測項目,原因也在於此。蘇聯共產黨(其前身)和中國共產黨都在建政之前就早已開始辦報(雙邊),所以「報紙」沒有列為預測項目。蘇聯的廣播事業起步於建政後的1922年,那一年「共產國際廣播電臺」在莫斯科開播。中共則在建政前的1945年9月5日已經在延安設立電臺(單邊)開始播音(當時名稱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7年3月20日起改名為陝北新華廣播電臺。1949年3月25日起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同年9月27日起改名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同年12月5日起改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因此「廣播」也沒有列為預測項目。另外,塔斯社(包括其前身)在蘇共建政之後成立,而新華社(單邊)則在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時代就成立了,所以「通訊社」也同樣沒有列為預測項目。

棄項及原因(選項要求)之四:(雙邊)年代上嚴重不對稱的不立項

有些專案,本來內容上是對應而且具有雙邊性的,但因為雙邊在年代上嚴重不對稱,以致成為棄項。所謂「年代上嚴重不對稱」具體指「(單邊)中斷期過長」。

例如,中共官方在1952年(至1953年)根據蘇聯高等教育模式作了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這次調整通常被視作中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的開端」。這與蘇聯1932年至1938年間所進行的高等教育結構調整(並由此而確立了蘇聯高等教育模式)很相類似。兩者雙邊對應明顯,似乎可以相提並論,並以「高教模式確立」為題來設置預測項目。但與蘇聯高等教育事業自此之後一以貫之、始終保持穩步發展相比,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了長達十年的「中斷期」。偌大一個文明古國,高等教育竟蕩然無存,實為舉世之絕無僅有。「文革」後期有些高校勉強恢復個別專業,則屬杯水車薪、聊勝於無;整個高等教育還是既不成體系,更不具規模。「高教模式確立」因此而成為棄項。

除了「中斷期過長」這一最主要原因外,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如當年蘇聯的高等院校調整用了七年之功,雖有時靠行政命令辦事,但畢竟總體上還算得上尊重學術標準和各學科的體系性;而「院系調整」在中國則一年而就,以行政命令甚至政治運動等手段,更為直截了當地干預教育和科研。再如蘇聯於1938年9月全國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完成之際,頒布過一個有集大成性質的綱領性檔《高等學校標準規程》,這相當於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的「宣言書」或「身份證」。中共官方則沒有與其宣稱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的開端」相稱的像樣檔或文獻,以「驗明正身」。還有,「文革」以後的中國高等教育逐漸揚棄蘇聯模式,相當程度上在模仿歐美西方模式,這也是「高教模式確立」成為棄項的一個重要原因。

僅次於「高教模式確立」的另一重要棄項是「軍銜制」。蘇聯軍隊於1935年起實行軍銜制,直至蘇聯解體。1955年,中共軍隊比照蘇軍模式實行軍銜制,但到1965年又取消了軍銜制,至1988年才重新實行軍銜制。1965年至1988年曆時23年,已經長達一代人的時間,這一「中斷期過長」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恐怕也是創記錄的。另外,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時,比照蘇聯軍銜制度,有元帥、大將等銜級。但1988年授銜時,最高軍銜為上將,銜級結構上比較接近美國軍銜制度。這也是「軍銜制」成為棄項的原因之一。

棄項及原因(選項要求)眾多且繁雜,無法在此一一介紹。不過,上述四類是其中最常見、最主要的。通過對這四類棄項及原因的瞭解,讀者至少可以明瞭本文篩選預測項目的最基本標準。此外,讀者也可以瞭解本文寫作所遵循的最起碼準則,那就是普列漢諾夫所說的,要「有憑有據地預見未來」。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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