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史學天才沈元32歲命喪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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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子沈元,以治學成名,被譽為天才學者。60年代幾篇關於歷史的論文轟動中國社科院。在文革期間「一打三反」的運動中,年僅32歲的他被中共槍決。在20多位面對死刑宣布的人中,只有他一個人站立平靜面對死神。有學者曾感慨道,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可惜生錯時代。

沈元出身書香門第。沈元的母親何天予,畢業於早期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曾擔任小學校長,是一位漢語言學家、書法家,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面皮白淨的書生。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1955年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入學未久即對同學表示:我們就是將來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和被中共迫害死的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物理系吳思慧是同窗。

平靜面對死亡

前北京大學教授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文章中寫道: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當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他就是沈元。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裡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那時,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敘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他19歲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斯大林殺人70萬」被定為極右分子下放。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殺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宿舍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沈元還提出: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干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

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份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沈元出眾的才華被社科院收留

在結束了三年的勞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62年4、5月間,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

24歲的沈元在1962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表了《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

大學問家王國維認為《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讀後也說:「至少比我寫得好。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

此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中國。黎澍被批為「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鬥。此後,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學問,連存身度日也難。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裡都會被人紅衛兵追到那。

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沈元的同學)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挂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裡面就有。」

他和他太太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

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不堪凌辱化裝成黑人要求「政治避難」被判死刑

學者何與懷認為,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

沈元遭受諸多磨難,最後不堪凌辱,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非洲國家(也有人說是蘇聯)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沈元被「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大家討論。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1968年九月1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之後,他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佈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嚎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

反右派、文革」對北大的迫害

據學者王銳的考證,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1月27日處決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難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餘至20餘人。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大鎮反」(處決人數不及當年)。

文革中北大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憑空發生,而是由文革前發生的一系列的迫害發展而來的。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

文革前在北大發生的規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後來又再「補劃」,一共劃了716個右派分子。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分子」,還有842人受到各種處分。因為沒有公布被「劃」者的名單,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

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處,在1957年還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關進了「牛棚」,甚至連反右的積極分子也被置於死地而喪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另一方面,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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