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會說話 文革言論禁錮史重要物證

作者: 米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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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0月05日訊】一個遇然的機會,我有幸得到一份三十年前因數篇日記獲罪的個人歷史檔案。以前只是聽說或從書中看到,在文革時有人因日記獲罪的事情,雖然這些事實毋庸置疑,但我總感覺有些荒唐不可思議。可現在呈顯有我面前的,是一份實實在在的檔案:有名有姓,有住址,有本人申請復議的報告,有蓋著縣革委會的大紅公章的復議決定,有作為當年獲罪「證據」的數篇日記等。

毫無疑問,這份檔案是文革時期言論禁錮史的重要物證。目睹這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遭受政治迫害的歷史檔案,彷彿時光倒流,思緒再次回到那黑暗與罪惡的瘋狂年代,一個痛苦與絕望的靈魂重新展現在我的面前。

檔案主人,王永江,男,1966年中學畢業回鄉勞動,1969年在一所小學任民辦教師。在任期間,即1969年6月至10月間,寫了數篇對當時現實不滿的日記,正是這些所謂「反對文化大革命」日記,使他在「一反三打」運動中,被定為「嚴重政治性錯誤」,從而開除團員,開除民師,並遭殘酷批鬥。

我們不妨看看王永江被定為「有原則錯誤」的日記中,究竟寫了些什麼。檔案中的「主要案情事實」有如下記載:1969年6月至10月間,王先後寫有數篇日記,就其內容,有的是有原則錯誤的,如:1969年7月2日晚:不知怎的,現在為什麼這樣貧窮,而且窮不在話下,明天還要忙些政治上的東西,幹什麼呢?我不明白。共產黨的策略,特別是階級鬥爭方面的策略,是比較明顯的,總想設些圈套讓那些壞人往裡鑽,其實真正的壞人並不往裡鑽……

1969年7月5日:根據我的看法,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一次革命,這個小運動最好的方法是用輿論壓倒敵人,而群眾是否能發的動,這個不敢肯定……

1969年7月6日:……在革命方面冒了許多次風險,在生活上,我深深體會到,農村廣大貧苦大眾的艱辛,幹到現在不但經濟沒有收穫,而且連一根香菸都吸不起,這是什麼人能受得了的啊。我認為像這樣在農村接受什麼再教育是不行的,必須找一條出路,一條革命路和幸福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當真是錯誤的嗎?我看在現階段社會中,它的確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969年10月8日:近日來,湖沖(地名)似是原樣子,渙散,貧窮,落後,黑暗,幾乎成了資本主義的黑暗世界,成了於(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立的小小的獨立王國……

一個對社會生活有觀察、有見解的回鄉知識青年,只不過在自己的日記裡對時事和現實發了一點議論,說了幾句大實話,就被如此「上綱上線」的定罪論錯,使一個很有獨立思想的青年人的前途就這樣被殘忍的扼殺。由此可以想見,當時中國老百姓的生存環境是多麼的惡劣。他們不僅生活困厄,而且連自由說話和發表議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丁抒先生在《風雨如磐的歲月——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中這樣寫道:「中共建政前就以言論、思想治罪,處置持不同政見者了。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王永江,也正是在一打三反中定罪的,且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1978年文革結束兩年後,王本人就日記獲罪問題向當局申請復議,他在復議報告中寫道:因對文革時期現實不滿,「聯想到自己的前途非常暗淡渺茫,思想鬥爭激烈,處於極端的悲觀和埋怨的狀態中,因而寫下數篇不健康的日記。就是根據這些日記,『一反三打』運動中我犯了錯誤,並受到了處分。」王永江要求組織上對他的問題進行複查,並給予重新定性。

然而,當局並沒有完全否定文革時期的對王的錯誤定論,只是把「嚴重政治性錯誤」,改為「思想認識有原則錯誤,應作深刻檢查」。這裡的潛臺詞就是:你寫日記流露出對現實不滿,也就是對黨和政府不滿,什麼時候有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即使日記裡也不容你胡思亂想,必須以黨的思想為思想才是正確無誤的。

這裡值得人們思考的是,共產黨從建政以來的諸多政治運動中,有無數人無辜遭殃,甚至遭受滅頂之災,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平反糾正和道歉賠償的呢?最典型的就是50年前的反右運動,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冤案。可是當局並不視反右運動本身是錯誤的。鄧小平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聯名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寫公開信,要求徹底平反、正式道歉及經濟補償,而當局始終不理不睬,至今也不給正面答覆。與此類似的是,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當局雖然持否定態度,但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並不想做認真反思與徹底否定。

事實上,中共向來漠視人權,扼殺思想言論自由,無論是在建政前後,其對思想言論的控制從來就沒放鬆過,即便是號稱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裡也莫不如此。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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