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官員不同調是習當局的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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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走勢不振。習當局出台多項政策,各界爭議很大。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最新一期發表署名文章《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怎麼幹?》,將矛頭指向各級官員。作者系中共中央財辦一局局長,是習近平經濟總管劉鶴的屬下,也被視為劉鶴的智囊,相當了解內情。

文章稱,「當前制約發展的一個突出因素是,一些領導幹部在『怎麼幹』上存在不懂、不會、不敢、不願等問題」,並將「突出問題」概括為五點: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認識理解不全面、不準確、不辯證;不能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落實中央政策;存在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針對新問題缺乏新辦法;缺乏擔當精神和攻堅克難的勇氣。

這些官話透露了習當局的一大憂慮:太多官員不著調。有濫竽充數、躺平的,有唱反調的,有唱走調的,不一而足。

該文不是為習當局的經濟大政方針辯護(當前「妄議中央」是個嚴重罪名),而是替其「教育幹部」。怎麼教育呢?以習近平為榜樣。該文副標題即為「習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經濟工作實踐與啟示」。其潛台詞是,習近平當年都開出一條路出來了,你們現在連抄作業也不會嗎?

那麼,官員們具體怎麼做呢?文章替習當局立言,首先要求「吃透中央精神,有方向感,有大局觀」,就是與習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兩個維護」。文章特別提到一件事情。1992年,沿海開放地區流行「遇到紅燈繞道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綠燈快快走」論調,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卻反覆強調違反中央原則的事情堅決不能做。

可問題是,中央內部不是一塊鐵板,「中央精神」到底是什麼,誰說得清?而且中央就聖明到不會犯錯嗎?上述「燈論」之所以被官員們廣泛接受,是有現實原因的。而現在批「燈論」,表明當前政治形勢比三十年前要嚴峻得多。

文章又要求官員們「結合地區優勢創造性落實中央政策」,「善於認識、把握、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敢於擔當」。如果不給予一定的空間,官員們如何去「創造性」落實中央政策,又怎麼敢「敢於擔當」? 現在連「燈論」都批,暗示政局在急劇左轉,中央高層的分歧也顯而易見。而文章突出「吃透中央精神」,奧祕在「吃透」兩字,意思是官員們要「識時務」、站隊。

的確,中國各地亂象紛紜,文章提到,電動汽車、新能源、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屢次出現盲目投資和重複建設問題;為GDP,亂上「兩高」(高污染、高能耗)項目;違規舉債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經濟開發區淪為房地產項目聚集區;用「一關了之」、「一禁了之」等簡單粗暴的辦法應付問題,結果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引發一系列更大的問題;對本地區金融風險不加防範,幻想擊鼓傳花留給下一任,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等等。

這很大程度上是官員們的問題,但也不全是。

其一,官員們都是誰提拔上來的?上頭。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來」。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就是表現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下面為什麼敢幹、能幹這些爛事?都有上頭的原因。只不過問題大了,上頭把下級甩出來當替罪羊。這樣,怨恨之風瀰漫官場也就不奇怪了。

其二,官員們的表現,並不完全取決於其自身素質,而是跟中共的體制、風氣密切相關。中共從上到下暗鬥激烈,政見之別和利益之爭高度關聯,一體腐敗,末日心態。這個體制已經腐爛透了,運轉不靈,「國家利益部門、地方化,部門、地方利益個人化」,利益格局高度固化;中央的「統籌全局、協調各方」能力被嚴重腐蝕,除非採取政治高壓措施,習當局是很難令地方乖乖聽話的(秦嶺別墅案、雷洋案等等就是適例),而政治高壓措施又不可能頻頻使用。

概括地說,當今中國,官員問題和體制問題交織在一起,相互刺激、共同腐爛。習當局想在保留中共體制的情況下解決官員問題,絕無可能。習當局出台的任何重大經濟政策,在當前的情勢下,只會被官員們各取所需、扭曲執行。中國經濟走勢的惡化難以避免。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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