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官员不同调是习当局的深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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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走势不振。习当局出台多项政策,各界争议很大。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署名文章《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将矛头指向各级官员。作者系中共中央财办一局局长,是习近平经济总管刘鹤的属下,也被视为刘鹤的智囊,相当了解内情。

文章称,“当前制约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怎么干’上存在不懂、不会、不敢、不愿等问题”,并将“突出问题”概括为五点: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识理解不全面、不准确、不辩证;不能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存在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针对新问题缺乏新办法;缺乏担当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

这些官话透露了习当局的一大忧虑:太多官员不着调。有滥竽充数、躺平的,有唱反调的,有唱走调的,不一而足。

该文不是为习当局的经济大政方针辩护(当前“妄议中央”是个严重罪名),而是替其“教育干部”。怎么教育呢?以习近平为榜样。该文副标题即为“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其潜台词是,习近平当年都开出一条路出来了,你们现在连抄作业也不会吗?

那么,官员们具体怎么做呢?文章替习当局立言,首先要求“吃透中央精神,有方向感,有大局观”,就是与习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两个维护”。文章特别提到一件事情。1992年,沿海开放地区流行“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论调,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却反复强调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

可问题是,中央内部不是一块铁板,“中央精神”到底是什么,谁说得清?而且中央就圣明到不会犯错吗?上述“灯论”之所以被官员们广泛接受,是有现实原因的。而现在批“灯论”,表明当前政治形势比三十年前要严峻得多。

文章又要求官员们“结合地区优势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善于认识、把握、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敢于担当”。如果不给予一定的空间,官员们如何去“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又怎么敢“敢于担当”? 现在连“灯论”都批,暗示政局在急剧左转,中央高层的分歧也显而易见。而文章突出“吃透中央精神”,奥秘在“吃透”两字,意思是官员们要“识时务”、站队。

的确,中国各地乱象纷纭,文章提到,电动汽车、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屡次出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为GDP,乱上“两高”(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违规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经济开发区沦为房地产项目聚集区;用“一关了之”、“一禁了之”等简单粗暴的办法应付问题,结果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引发一系列更大的问题;对本地区金融风险不加防范,幻想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等等。

这很大程度上是官员们的问题,但也不全是。

其一,官员们都是谁提拔上来的?上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下面为什么敢干、能干这些烂事?都有上头的原因。只不过问题大了,上头把下级甩出来当替罪羊。这样,怨恨之风弥漫官场也就不奇怪了。

其二,官员们的表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素质,而是跟中共的体制、风气密切相关。中共从上到下暗斗激烈,政见之别和利益之争高度关联,一体腐败,末日心态。这个体制已经腐烂透了,运转不灵,“国家利益部门、地方化,部门、地方利益个人化”,利益格局高度固化;中央的“统筹全局、协调各方”能力被严重腐蚀,除非采取政治高压措施,习当局是很难令地方乖乖听话的(秦岭别墅案、雷洋案等等就是适例),而政治高压措施又不可能频频使用。

概括地说,当今中国,官员问题和体制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刺激、共同腐烂。习当局想在保留中共体制的情况下解决官员问题,绝无可能。习当局出台的任何重大经济政策,在当前的情势下,只会被官员们各取所需、扭曲执行。中国经济走势的恶化难以避免。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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