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亂世自警】與眾不同的財富觀

系列之一 文/宋寶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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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20日訊】前言:瘟疫,兵禍,天災相繼而至。晚清風雨飄搖,災異不斷。身逢亂世,應當隨波逐流,渾噩且過?還是砥礪猛進,慧眼警醒?曾國藩感嘆身在亂世,實為不幸。面對欺辱、毀謗、功名與誘惑,他戰戰兢兢遵循傳統,勤謹修身。經歷千百險阻,不屈不挫,終於亂世中脫穎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雖位極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終。我們擷取曾國藩家書、日記及史稿,從財富觀、修身思想、治家智慧、養生之道等不同層面,呈現曾國藩秉承的傳統價值,為讀者再現遺忘的精華傳統。

身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有人想著趕緊撈錢,趁著還在權位,為子孫多辦家產。曾國藩和曾國荃兄弟二人,一個封侯爵,一個封伯爵,在當朝風光無限,家門顯赫。然而在錢財問題上,曾國藩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國藩轉為侍讀,次年升任侍講學士。這時他在朝中還沒有多少聲望。全家在京城的生活也很拮据。儘管如此,他手上一旦有點錢,就會施散饋贈給窮苦的親族。他之所以急於向人贈送財物,出於兩個原因,一是他覺得家裡氣運太盛,不能不小心,要注意持盈保泰之道,就像一個盆子裡裝滿了水,它就要往外灑,必定會造成損失。二是他覺得曾家很多親戚都很窮,很多人都老了,生活也沒有其它來源,如果不資助他們,他們以後怎麼活?

這一年,曾國藩給家裡寄了四百兩銀子,用來周濟窮苦的親族。然而這件事引起兄弟們的反彈。兄弟們寫信指責兄長做事考慮不周,有些沽名釣譽之心,勸他做人不要太慷慨。曾國藩接到弟弟們的信,自我反省了一番,於是給諸弟寫了一封回信。信中,他回憶往事,有一年去外婆家,看到舅舅生活在山洞裡,過著極其窮苦的生活。他心裡難過得久久無法平靜。當舅舅去世後,曾國藩作為外甥,覺得有責任撫恤舅母,並且還要按照世俗習慣,幫助舅母聘請僧人做道場,以安慰逝者在天之靈。他反問弟弟們,難道這麼做不好嗎?已經出嫁的兩個胞妹(曾國蘭和曾國蕙)家境困苦難支。曾國藩問弟弟們:「即使同胞姐妹不奢求得到兄弟的幫助,難道就不把她們看作一家人嗎?」同在一個家族,但各房榮枯不一,貧富懸殊。曾國藩想到這些,反問弟弟們:「假如,有一天老天爺要把榮福轉移到其他的兩房。不要說六百兩了,就是六兩銀子我們又從哪兒拿到呢?」

他常常研究《易經》之道,觀察盈虛消長的道理,從中懂得了人不可能沒有缺陷。天道屈伸對世上的人都是公平的。太陽升到當空就會西下,月亮滿圓時就會陰缺。當萬物凋零剝落時,也意味著復甦的開始。他理解到,當所需的一切都得到滿足時,破財之事也會隨之而來。曾國藩寧守其缺,不敢求全。當他身處順境時,他常感念上天對他實在太寬厚了。因他覺得自己得到的福分太容易,心裡時常戰戰兢兢,感恩的同時,也把多餘的財物救濟貧苦,彌補別人的不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剛學會走路。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曾國藩的二品官俸祿已難以支撐家用,於是借了近千兩銀子。然而就在這一年,曾國藩發了一個誓願。他對弟弟說:「將來如果作外官,俸祿收入會較為豐厚。我自願發誓除了廉潔的俸祿之外,不多取一文錢。廉俸如果比較多,那麼就用來周濟親戚族人,斷不可蓄積錢財為兒子衣食之需。如果兒子賢德,哪怕不靠宦囊,也能自己找到衣食養活自己;如果兒子不肖,那麼給他們多積一文錢,他們將會多造一分罪孽。日後淫逸作惡,必會玷污家族名聲。」

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組建湘軍,籌建水師,抵禦太平軍。他曾經發誓,不取軍中一錢寄回家用。他發給州縣官府的信函中,也曾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個字,表明自己的志向。曾國藩在湘軍中的聲望極好。他帶軍所到之處,百姓燃放爆竹,焚香跪拜,迎接、送酒、米、豬、羊犒賞軍隊,絡繹不絕。為此,他感謝世代祖宗積下的厚德,隆重地回報在他的身上。他說,「享有這麼大的榮名,心裡真是戰戰兢兢,又慚愧又謹慎,現在只希望官階不要再升,虛名不要再長,保持現狀,就不出過失,便是持家守身的道理。至於軍事的成與敗,利與不利,這關係到國家的福澤,我只能儘人事,卻不敢存一絲僥倖心理。」

清軍與太平軍大戰,湖口紳士深受戰禍所害。曾國藩看在眼裡,但他實在沒有能力去援救。咸豐八年(1858年),他對九弟曾國荃等人說起往事,希望他們能夠周濟受難的士紳和鄉民。因為戰禍,有的家庭中幾口人被殺,有的房屋被燒毀。他們流離失所,若他們碰到眼前,儘可能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他引用曾家先祖星岡公說過的話,「隨緣布施,專以眼睛所見為主。」

曾國藩汲汲饋贈財物,將此舉視為惜福之道。他對待財物的態度和漢朝疏廣如出一轍。疏廣是西漢時期名臣,漢宣帝器重他的才德,數次重賞他。疏廣任太傅五年,和侄兒疏受商量辭官回家。漢宣帝慮及他們年邁,再次厚贈他們大量財物。疏廣回家後,將天子恩賞的財物與鄉民共享。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疏廣的子孫們眼看著錢財散失一空,於是請來一位老人,也就是疏廣所尊敬的那位老人,請他勸說疏廣,用錢財買些田宅,為子孫備些產業。老人說了幾次,也沒看見疏廣有什麼動靜。

有一天,老人再次提醒疏廣,疏廣說:「難道我老糊塗了,不念及子孫的前程嗎?原本就有舊田宅,讓子孫們辛勤勞作,足夠滿足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使其出現盈餘,只不過讓子孫怠惰罷了。賢者有太多的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者有太多的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再說富有的人,往往遭到眾人的怨恨。既然我沒有什麼用來教化子孫,就不想增加他們的過失,又招致眾人對他們的怨恨。另外,這些金子是聖主賞給我養老的,所以我樂意與鄉親宗族共享天子恩賜,以度過我的餘生,難道不是好事嗎!」族人聽了心悅誠服。

曾國藩一生清儉,在錢財問題上看得很開。他借鑑先賢財富觀,也不打算為子孫積累財產,而是主張讓他們自強自立。

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委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此時的他官聲高隆,位高權重。即便按照正常程序,他都可以輕鬆地為曾家劃撥巨款。然而,他思考得更長遠。曾家兄弟多人在朝為官,身兼要職,曾家門第愈加顯赫。所以曾家子孫眼界越來越高,日常用度越來越大,吃得也越來越精細。這一切曾國藩都看在眼裡。同治二年正月,曾國藩給四弟寫了一封家書,特別說道:「沒有誰家錢多了之後,家中子弟會不驕傲的。我們兄弟為祖宗留一點遺下來的福澤,為後人珍惜一點剩餘的福氣,除了勤儉二字,沒有其它辦法。」曾國藩對弟弟們是這麼說,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他在多封家書中,反覆教誨子女要以「勤、儉、謙」三個字作為主。他希望弟弟們多在「儉」字上下一番功夫,發揮所長,戒其所短,希望弟弟們每花一文錢,都要三思而行。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手握重權,奉旨進駐周家口,並以欽差大臣的身分督師剿捻。在他的為官生涯中,經過他手撥出的銀兩軍餉難以計數。但他仍不主張為子孫積累錢財。他對澄弟說:「家裡要興旺,全靠出賢德子弟。如果家中子弟不賢不才,雖然給他們多積銀錢,積糧穀、積產業、積書籍、積衣服,到頭來終是一場空。」

在錢財問題上,曾國藩反覆提醒家族子弟,不貪不驕不沽名。曾國藩縱橫官場,從默默無聞的無名小輩,成為當朝封疆大吏。浮沉宦海,心跡坎坷蹉跎,猶如磨鍊了幾千億年。在充滿是非的官場,磨礪方寸之心,修補心際黑洞,或許是人生在世最寶貴的財富。@

參考資料:
曾國藩家書
《漢書》卷71
《曾國藩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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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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