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乱世自警】与众不同的财富观

系列之一 文/宋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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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0日讯】前言: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身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有人想着赶紧捞钱,趁着还在权位,为子孙多办家产。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二人,一个封侯爵,一个封伯爵,在当朝风光无限,家门显赫。然而在钱财问题上,曾国藩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转为侍读,次年升任侍讲学士。这时他在朝中还没有多少声望。全家在京城的生活也很拮据。尽管如此,他手上一旦有点钱,就会施散馈赠给穷苦的亲族。他之所以急于向人赠送财物,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觉得家里气运太盛,不能不小心,要注意持盈保泰之道,就像一个盆子里装满了水,它就要往外洒,必定会造成损失。二是他觉得曾家很多亲戚都很穷,很多人都老了,生活也没有其它来源,如果不资助他们,他们以后怎么活?

这一年,曾国藩给家里寄了四百两银子,用来周济穷苦的亲族。然而这件事引起兄弟们的反弹。兄弟们写信指责兄长做事考虑不周,有些沽名钓誉之心,劝他做人不要太慷慨。曾国藩接到弟弟们的信,自我反省了一番,于是给诸弟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他回忆往事,有一年去外婆家,看到舅舅生活在山洞里,过着极其穷苦的生活。他心里难过得久久无法平静。当舅舅去世后,曾国藩作为外甥,觉得有责任抚恤舅母,并且还要按照世俗习惯,帮助舅母聘请僧人做道场,以安慰逝者在天之灵。他反问弟弟们,难道这么做不好吗?已经出嫁的两个胞妹(曾国兰和曾国蕙)家境困苦难支。曾国藩问弟弟们:“即使同胞姐妹不奢求得到兄弟的帮助,难道就不把她们看作一家人吗?”同在一个家族,但各房荣枯不一,贫富悬殊。曾国藩想到这些,反问弟弟们:“假如,有一天老天爷要把荣福转移到其他的两房。不要说六百两了,就是六两银子我们又从哪儿拿到呢?”

他常常研究《易经》之道,观察盈虚消长的道理,从中懂得了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天道屈伸对世上的人都是公平的。太阳升到当空就会西下,月亮满圆时就会阴缺。当万物凋零剥落时,也意味着复苏的开始。他理解到,当所需的一切都得到满足时,破财之事也会随之而来。曾国藩宁守其缺,不敢求全。当他身处顺境时,他常感念上天对他实在太宽厚了。因他觉得自己得到的福分太容易,心里时常战战兢兢,感恩的同时,也把多余的财物救济贫苦,弥补别人的不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刚学会走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曾国藩的二品官俸禄已难以支撑家用,于是借了近千两银子。然而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发了一个誓愿。他对弟弟说:“将来如果作外官,俸禄收入会较为丰厚。我自愿发誓除了廉洁的俸禄之外,不多取一文钱。廉俸如果比较多,那么就用来周济亲戚族人,断不可蓄积钱财为儿子衣食之需。如果儿子贤德,哪怕不靠宦囊,也能自己找到衣食养活自己;如果儿子不肖,那么给他们多积一文钱,他们将会多造一分罪孽。日后淫逸作恶,必会玷污家族名声。”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组建湘军,筹建水师,抵御太平军。他曾经发誓,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用。他发给州县官府的信函中,也曾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表明自己的志向。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声望极好。他带军所到之处,百姓燃放爆竹,焚香跪拜,迎接、送酒、米、猪、羊犒赏军队,络绎不绝。为此,他感谢世代祖宗积下的厚德,隆重地回报在他的身上。他说,“享有这么大的荣名,心里真是战战兢兢,又惭愧又谨慎,现在只希望官阶不要再升,虚名不要再长,保持现状,就不出过失,便是持家守身的道理。至于军事的成与败,利与不利,这关系到国家的福泽,我只能尽人事,却不敢存一丝侥幸心理。”

清军与太平军大战,湖口绅士深受战祸所害。曾国藩看在眼里,但他实在没有能力去援救。咸丰八年(1858年),他对九弟曾国荃等人说起往事,希望他们能够周济受难的士绅和乡民。因为战祸,有的家庭中几口人被杀,有的房屋被烧毁。他们流离失所,若他们碰到眼前,尽可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他引用曾家先祖星冈公说过的话,“随缘布施,专以眼睛所见为主。”

曾国藩汲汲馈赠财物,将此举视为惜福之道。他对待财物的态度和汉朝疏广如出一辙。疏广是西汉时期名臣,汉宣帝器重他的才德,数次重赏他。疏广任太傅五年,和侄儿疏受商量辞官回家。汉宣帝虑及他们年迈,再次厚赠他们大量财物。疏广回家后,将天子恩赏的财物与乡民共享。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们眼看着钱财散失一空,于是请来一位老人,也就是疏广所尊敬的那位老人,请他劝说疏广,用钱财买些田宅,为子孙备些产业。老人说了几次,也没看见疏广有什么动静。

有一天,老人再次提醒疏广,疏广说:“难道我老糊涂了,不念及子孙的前程吗?原本就有旧田宅,让子孙们辛勤劳作,足够满足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使其出现盈余,只不过让子孙怠惰罢了。贤者有太多的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者有太多的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富有的人,往往遭到众人的怨恨。既然我没有什么用来教化子孙,就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又招致众人对他们的怨恨。另外,这些金子是圣主赏给我养老的,所以我乐意与乡亲宗族共享天子恩赐,以度过我的余生,难道不是好事吗!”族人听了心悦诚服。

曾国藩一生清俭,在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他借鉴先贤财富观,也不打算为子孙积累财产,而是主张让他们自强自立。

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此时的他官声高隆,位高权重。即便按照正常程序,他都可以轻松地为曾家划拨巨款。然而,他思考得更长远。曾家兄弟多人在朝为官,身兼要职,曾家门第愈加显赫。所以曾家子孙眼界越来越高,日常用度越来越大,吃得也越来越精细。这一切曾国藩都看在眼里。同治二年正月,曾国藩给四弟写了一封家书,特别说道:“没有谁家钱多了之后,家中子弟会不骄傲的。我们兄弟为祖宗留一点遗下来的福泽,为后人珍惜一点剩余的福气,除了勤俭二字,没有其它办法。”曾国藩对弟弟们是这么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多封家书中,反复教诲子女要以“勤、俭、谦”三个字作为主。他希望弟弟们多在“俭”字上下一番功夫,发挥所长,戒其所短,希望弟弟们每花一文钱,都要三思而行。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手握重权,奉旨进驻周家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剿捻。在他的为官生涯中,经过他手拨出的银两军饷难以计数。但他仍不主张为子孙积累钱财。他对澄弟说:“家里要兴旺,全靠出贤德子弟。如果家中子弟不贤不才,虽然给他们多积银钱,积粮谷、积产业、积书籍、积衣服,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在钱财问题上,曾国藩反复提醒家族子弟,不贪不骄不沽名。曾国藩纵横官场,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成为当朝封疆大吏。浮沉宦海,心迹坎坷蹉跎,犹如磨炼了几千亿年。在充满是非的官场,磨砺方寸之心,修补心际黑洞,或许是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汉书》卷71
《曾国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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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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