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 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夏明】我想给大家来个比较宏观的回顾，中国治理体系的几十年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毛呢，走向邓，走向赵，然后再走向江，走向胡。我在四川听到我的姐夫给我讲一个笑话，我觉得四川话讲的非常有味道。他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矛盾）的国家，“胡”来不得的,“赵”（照）这样下去，“江”（将）来怎么办？还“胡”来？
我觉得这个笑话概括了中国的治理体系，感觉非常好。我把中国分成四个治理模式，或者叫做范式。在过去的五十年多中，尽管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毛时代呢，包括华国锋的过渡时期，“华时代”是“毛时代”的一个尾巴嘛，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把它叫做“运动政治”。邓时代呢，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它叫做“试验政治”。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和九二年的“南巡”正式标志着“试验政治”的终结。江泽民上台以后，我把它从一九九三年算起，就是说从“南巡”结束后，到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就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了，我把那段时间就叫做“工程政治”。二零零三年以后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来就是跟温家宝搭档，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时代”的到来，把它叫做什么呢？是“和谐社会”、“ 协商政治”呢，还是要再寻找的一个新的范式？
我在《中国人大制度和治理》一书中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范式，希望能够影响中国未来政治，我把它叫做“磨合政治”，这是我自己提出的范式。通过这一范式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治理趋势、执政目标、执政手段和执政结果都有些差异。同时带来了领袖－官僚－民众的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发生一些改变。这四个范式呢，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和未来走向的意义。
我们首先讲讲毛的“运动政治”。毛建了一个“动员型体制”，将整个社会民众都动员起来，并强迫他们参与到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就像毛所说的，“类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三五年就该再搞一次”。那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运动，我不想罗列了。因为我们讨论得很多，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等等，最后以华国锋“洋冒进运动”收场。这段历史留给中国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昨天刚谢世的谢晋导演拍的“芙蓉镇”里面最后的一幕，王秋赦敲着那个破锣，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这就宣布了“运动政治”的收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运动政治”，又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小时期：毛以军事运动夺得政权，建国后他又试图以同样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一但经济目标失败，毛及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遭到削弱和怀疑后，毛又以“政治运动”来维护他的政权，整合他的政权。这就是毛的运动政治。
邓接下毛和华留下烂摊子以后，我们可以说，邓是迫不得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进入了“试验政治”的阶段。为什么我把邓小平的叫做“试验政治”呢？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有几句话，最好地概括了邓这一阶段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猫论，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三个就是“三个有利于”。邓是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社会已经失序的情况下被逼上了梁山。但有的地方我们也看到，邓从延安经验中汲取了灵感，即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试验－总结－推广”。
由于邓“试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邓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既不同于“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也不是他所乐于接受的所谓“总设计师”的定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佳定位不是总设计师。我在二零零零年写过一本书《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书中给邓小平的定位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产士”。“助产士”这个概念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来的。苏格拉底给“助产士”有三个界定，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老人，那么我无力产生新鲜理念了。第二，我可以帮助年轻人接生助产新的理念。第三，如果年轻人产生些狂妄怪异的想法的话，那我就把它给扼杀掉，这怪胎我就不让他接生，我就把他扼杀。如果用“助产士”这个概念来观察邓小平的政治作为的话，我觉得他的两大手笔，所谓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沿海特区的建立，邓的角色都不是“总设计师“，而只是“助产士”。里面的细节呢我就不多讲了，万里和赵紫阳在农村搞改革，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搞特区。
如果我们再看邓小平这一阶段最后的两项作为：“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邓又承担了所谓“怪异思想杀手”的角色。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遗产。这政治遗产也就是吴国光所说的，“两个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专制。”
我觉得，如果仔细看这两笔精神遗产，会发现它们是有不同针对性的。我把八九年天安门的屠杀定位于：邓小平给中国人上了很大的一堂课。天安门这堂大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同年拉萨军事戒严的一个延续。或者说这是一次补课。那它主要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对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地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诉求进行扼杀。也就是传说的，邓小平不惜十万生命换取十年的稳定，这个就是他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
如果说八九年镇压事件是给中国老百姓的大课，那么九二南巡就是给江－李班子的一堂小课。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接班人呢，从智商上面来说是相对邓小平要低一点。尽管邓小平也有很多可以非议、批评、指责的地方，但是在这四个阶段中，邓小平恐怕是中国人最好的一个领导。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待会儿我们一起讨论。邓小平利用深圳这个“试验政治”的重要平台，向他接班人发出了最后通谍，“发展就是硬道理！”“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在他“试验政治”的早期，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旨谕是：政治上我给你们撑着，经济上你们大胆地去闯。他对深圳的期望是：作为试验田，作为特区，你们大胆地去探索，为中国经济闯出一条血路。后来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系统地提出了“试验政治”的更多设想。但六四和南巡事件后，邓对他的接班人说，“不争论了，我们应该集中抓经济建设”。邓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为中国政治发展找到了药方。这药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软市场、硬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模式。他也提到了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或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新加坡。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明确的发展计划，这就标示着中国“试验政治”的结束，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
我怎么样命名中国进入的这个新阶段呢？邓小平自己定位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赵紫阳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总执行官，而江泽民给自己找了定位，他说“我是这个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后，邓小平已经结束了他的“试验政治”，自信地认为他为未来中国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一下就给中国任命了两位总工程师，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来执行他这个路径，确保他给中国指的路径不被打断，也就是来维持、运作他的专制发展模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工程政治”的模式。
江泽民整个“工程政治”，从人事安排上来看，最绝的就是他就职的时候，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都拥有工程师的头衔，“清华帮”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独特风景线。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人，还在于思想。在苏联模式强烈影响下的“技术官僚”，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生产力论为中心，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在这种心态下，任何的政府作为都是冠以“工程”之名，所以有很多形象工程、工程一上手马上变成民心工程，马克主义工程等等。我把他叫做“工程政治”。“工程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政府把老百姓作为一个大工程的螺丝钉和机器零件运作。它把政治界定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有确定的答案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政治”出现的最大悲剧，就是对教会的镇压，对人精神的持续镇压，包括镇压法轮功。这就是“工程政治”最大的弊端。
二零零三年后，我们看到“胡温新政”提出了所谓“科学发展观”，他们所做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工程政治”进行新的微调和新的改进。说到底就是中国政治应该怎么走的问题。胡温提出了“协商政治”，那么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以“和谐社会”为定位目标。但是很不幸地说，今天的胡温政权，把“和谐社会”不仅仅界定为理念和目标，而且把它作为施政的手段，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因此就不允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以这种手段来统治中国社会。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手段，那么“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允许百姓通过上访、游行、群体性事件等低层次的冲突，在动态中，和谐才会产生。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胡温在镇压机制上投资的代价有多高。五月份我跟一群电影制作者到四川灾区去，我们被十几部警车围住，还把我们扣留起来，进行审讯达八个多小时。我们沿路拍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拍我们的人比我们的摄影师还多，有特警有便衣，有穿警服的摄影师等等。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想为“胡温新政”开帖药方。去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人大与中国治理’。在这本书里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透过摩擦才能产生和谐，如果不允许摩擦的话，是永远达不到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有太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百姓的暴乱和宗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绝于党国的老百姓。
很多人的确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但他可以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可以是一个车友会的组织者，他们远离政治，就已经然国家的触角短路。另外的群体性事件、宗教信仰团体的反抗从底层和民间就能够对中国政府施压。通过这种摩擦、这种动态的冲突，才能够制造出未来中国的政治和谐，所以我把它叫做“磨合社会”。我把中国的这几个治理模式讲清楚以后，现在就要总结下这样说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我在思考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吃人的怪兽。首先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吃掉了自己的敌人。政权建立后，它又在维护政权的名义下，开始吃所谓的政治异己者，就是他所谓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国民党暗藏的特务等等。然后就吃自己过去的盟友，通过公司合营、利用反右等等，把这个过去的盟友给吃掉了，如资本家、知识份子。盟友吃完了以后，他开始吃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成千上万的在大饥荒中被饿死。接着，又吃自己的子女，先是在文革中让自己的子女发狂，然后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将他们驱赶到农村，遭受非人的折磨。这一过程也延续到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后来的“六四运动”。从文革开始，它不仅吃自己的子女，也自残手脚。
那么就是说为了维持他的政治大脑，他开始舍弃自己的手脚，他开始蚕食革命同志，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许多的所谓的贪官污吏成为这个“政治怪兽”的饲料。最恐怖的就是江泽民时期了，在反腐败的名义下，通过枪杀和关押而镇压共产党官员的比例比毛泽东时期要多的多。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人自绝于党国那是一大幸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身陷囹圄或者去死，不愿成为那个政治绞肉机吃人链条中的一部分，不愿成为一个专制社会的殉葬品。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恐怖的逻辑。
第二，我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政治败血症。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记得曾在马来西亚参观过当地的民主博物馆。在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像前挂了两幅像，一个是林肯，一个是温士顿•丘吉尔。无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多么不完善，但他们的模仿对象一个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个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摧毁了法西斯极权政府、捍卫了民主。但是我们呢，中国领导人挂的是马列斯毛。而斯达林跟毛泽东作为历史的罪人，这一定论在政治学界是毫无疑义的。另外，我们在讨论中对于马克思没有进行任何的批评，其实他最可恶的就在于，他还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首先要改造人类，要把每个人改造成有高度觉悟和认识的品德高尚者，然后再去实现他的理念。试图把人性维持在高水准的想法反而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人间惨剧”。
第三，就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和“渐进的社会工程”之间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卡尔•波普尔批评专制社会、封闭社会，认为最最可恶的东西在于大搞社会工程，也就是我说的“工程政治”的运作。因为喜好大工程，就不允许小规模渐进的社会工程发生。在他垄断政治参与权的同时，也就阻止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应该进行怀疑的是这种宏大的社会工程。
第四，中国否认人性的多元性。当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断地讲着吃饭政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人当作动物对待去，把吃饭变成人的全部。而我们认为，吃饭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他不是人类的全部。如果要说人类本性的话，至少包括“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只有承认多元性的情况下，人的价值才不单单停留在工具价值的层面，人的“命价”才会提升。中国在地下教会和法轮功要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它就来镇压了；当许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想说真话，想做有道德的人士的时候，它又开始镇压了。所以中国人的“命价”就非常的低。低到我们只进行一种生物层次上的满足。而至于其他的人性追求，国家都是可以剥夺，可以扼杀的。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恐怖的地方。
最后一点是关于人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人的价值，只当作一个使用价值，它没有想着人的本体价值。我说的“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那就是人的整体价值。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用个人主义，个人价值来对抗国家主义。中国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一个钻石的格局。从奥运会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结盟。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最基础的个人主义来对抗它。为了抵抗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全球主义来对抗它。尤其是在范式重建问题上，我觉得必须得考虑这么一个钻石的结构。
最后讲一讲老子学院的问题。中共在全球试图总共建立500来个孔子学院，每个学院要花一百万进行建设。而我就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老子学院。希望用民间的力量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跟他的孔子学院对抗。为什么呢？因为从老子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对神的崇拜，对来世的追求，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小政府的期盼，对大政府的遏止，希望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一所民间的中国文化中心，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多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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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明，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现为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 (获终身教授资格)。复旦大学访问教授 （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讲座研究员。 参与过«社会学概论» (1992年高教版)和 «比较政府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的写作, 著有:«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 »两书。现正从事《中国黑社会三部曲》（英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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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打：李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