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讯】 一
最近，北京作家出版社推出一本由大陆文艺界一百个有名声、有地位人士合作抄写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此文发表70年。抄写者每人领到一千元奖励式报酬。这千元钓饵竟使名流一齐袒露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所谓真实本我，或荣格所谓人格面具之卸妆。特别是，眼下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革前夜，艺人文人留下这张世代末日曲终人散前夕集体合影，供人们笑看一个时代的背影、指点两代文人的轻贱。
二
《讲话》是70年来剿杀和根绝五四新人文精神、扼杀两代作家思想和人格、阻碍中国当代文艺健康发展并将之引入畸形和死路的最大精神枷锁。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开始“整风”。5月，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这篇《讲话》，对麾下文艺战士发出训令，由此开始文艺界“整风”。这文艺界“整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一部分，这《讲话》就是文艺界“整风”的纲领性文件。这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思想迫害、人格侮辱和人身迫害，是一场野蛮的反人权、反文明运动，是对中国五四新人文运动、新文化思想和个性解放潮流的敌视和反动。
这个《讲话》，要旨有四点：一、文艺是政治斗争工具、必须为党服，此即党性文学、工具文学、奴化文学，反对创作自由、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二、知识分子最肮脏、最无知、必须接受思想改造，此即打击、降伏、奴化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及其代表的知识价值轻蔑地一棍子打到社会底层，由此派生“脱裤子”、“翘尾巴”、“割尾巴”等一系列侮辱知识分子人格的野蛮词语。三、批判人性论、敌视人道主义，此即扑灭人性善良闪光和慈悲心灵、鼓动反人道反人性的野蛮行为和残忍心态。四、不能暴露“革命”内部的黑暗面，此即“歌颂光明”、“歌功颂德”、“莺歌燕舞”、反对批判现实、反对揭露自身丑恶。看清以上要旨，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专制集团在“文革”中年年纪念《讲话》、至今仍在纪念此物。
《讲话》自1942年问世以来，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祸害中国文化艺术长达70年。在当时的延安，一批受到五四新人文思想雨露恩泽、有独立见解、敢于揭露黑暗、仗义直言的思想者、作家遭到毛泽东割据势力无情的思想清洗和人身迫害，诸如对王实味同年3月（《讲话》发表之前两个月）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文的批判以及对王实味长期监禁和秘密残忍砍杀，对丁玲文章《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批判，对肖军《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诸人诸文的批判，皆是在毛《讲话》观点指导下的思想迫害和人身迫害。
1949年以后，这种以“整风运动”为名对知识分子展开的迫害运动由延安推广到全国，毛泽东势力发动一波比一波暴烈的思想清洗和人身迫害运动。
“文革”初期，自延安以来祸害中国文化艺术24年的这个《讲话》两次重新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等多家刊物。196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它，辅以《红旗》杂志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套红再次发表它，辅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同年《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社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纪念发表二十五周年》。很清楚，毛泽东之所以再次发表《讲话》，是把它视为掀起和推动“文革”运动的“指南针”、“指路明灯”，把它当作这场打着“文化大革命”招牌反文化、反文明运动的指导性文件，把它视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
这个知识极为浅薄、思维极为偏狭、态度极为蛮横的《讲话》及其一系列谬论和反对现代文明的立场，成为掀起“文革”逆流、助长偏狭心态、鼓动野蛮行为、从事文化破坏的核心纲领和“革命”教义，大批无知的狂热者开始疯狂叫嚣，大肆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黑线”，清剿莫扎特、贝多芬、萧邦、柴科夫斯基、德彪西，批判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诬蔑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精品和裸体艺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安格尔、罗丹、毕加索以及各种现代派作家和文学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文艺”而痛加扫荡，愚顽地与世界民主文化和现代人文精神敌对。甚至苏俄文坛头号作家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作者）也被左得出奇的中国文人痛加批判，丝毫不容萧氏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痕迹。江青秉承毛氏《讲话》而炮制的所谓“八个样板戏”，非驴非马，甚嚣尘上，剧中男人没有老婆、女人没有丈夫，没有人道和爱情，只有仇恨和残害、炮火和敌人。
凡此种种罪孽，毛是首恶元凶，《讲话》是其利器。
三
《讲话》出笼70年来，对五四之际喷薄而出的以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学民主为精神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毁灭性剿杀和断裂，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的严酷压抑和摧残。
五四新人文运动勃兴35年（1915-1949），中国文艺界没有《讲话》之类野狐禅缧绁作家艺术家的思维和创作，没有军阀寡头桎梏中国文学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而作家辈出、流派多样、百花齐放、杰作纷呈，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界涌现出一系列有才华的作家及其小说诗歌杰作、散文杂文精品，多部感人的电影和戏剧，都出现在短短30年间。诸如郭沫若、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曹禺、张爱玲、钱钟书等等作家，皆以内心良知和真实情感为依据而从事自由创作，无须仰承任何威权指令及其喽啰颜色而约束内心真情实感。
1949年，风云突变、政权更迭，自由倾覆、文化断裂，从此有《讲话》高悬，镇压中国文化人的思想、个性、才能、勇气。此后30年间，中国没有一部思想和艺术上够格的好作品，五四时期创作旺盛的作家反而不得不收敛文学翅膀、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物收藏室去研究古代服饰（例如小说家沈从文）、研究甲骨文（例如诗人陈梦家），依然执笔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等诸多作品丰硕、锋芒劲健的作家却从此写不出货真价实的作品。1949年，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之壮年，如郭沫若57岁、茅盾53岁、老舍50岁、沈从文47岁、巴金45岁、曹禺年仅39岁，正是艺术成熟期、应当出大作品的年龄段，然而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夭折。
“文革”结束至今，又是35年（1977-2012）。在毛氏《讲话》制定的党性文学以及邓氏祭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双刃心灵屠刀严密监控下，揭露现实、暴露黑暗依然是当今文学的禁区。
四
对于这样一篇精神屠刀式文字，这些文艺界人士居然为之欣然挥笔书写。这一举动显示心灵的卑微、对思想专制的臣服，咂咂乐道者尤见臣仆心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陆沉之际，一位西方记者感叹中国文人太缺乏痛感，我至今无法为这一批评做任何辩解。
这些抄文名人，年龄大约在五六十至八九十岁，正是两代人。八九十岁那一代，受训于40年代延安党文化灌输和塑形时期、成名于五六十年代歌功颂德时期；五六十岁这一辈，成长于知识大饥荒、粮食大饥馑、“做革命接班人”和荒芜的“文革”打斗年代，“文革”后得到速成式短期培训、开始写作而逐渐成名，至今已是文坛有地位者而徐徐进入世味愈浓的老年之境。
这两代人的知识结构、文化底色、思想根基和人生观念都有先天和后天多种缺陷。首先，他们缺乏五四新人文运动中勃兴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这种文化要蒂之哺育，缺乏现代人权观念和社会民主意识，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是致命的文化缺失。其次，他们缺乏思想素质、道义观念和人格意识，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反对专制、抗击邪恶、坚守人格尊严这种人类文明价值观，这对于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是致命的灵魂缺失。
有这种文化缺失和心灵缺陷，文坛名人们的集体行为就不奇怪了。那是一个政治表态和文艺观点表态。他们统统站在了《讲话》的立场，认可了党性文学、接受改造、反人道主义等观点。
他们成了抄写专制者精神屠刀式文字的一群奴仆，颇似一群宫廷供奉和臣仆跪着恭敬抄写前朝遗旨。这种缺乏历史痛感、缺乏文化痛感的行为，把自己贬为缺乏良知的一群唱歌的、演戏的、抄文的、编故事的人，贬为以抄文换钱花这种溷世谋生意识支配的庸人。这不是文学家、艺术家所为，因为堪称为家的人，必须首先具备现代人格文化三要素：思想素质、道义立场、独立人格。依傍威权门户讨食吃的人，是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独立价值观的。
五
这百位各界名人一道献出个人写真，一部留给历史的人生记录。这种举动显示很深很强的代表性，暴露中国当代文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思想层次和艺术水准。文化界名人这一举动，不是对35年来“改革开放”成就这种精神成果的一个精彩检视和绝妙揶揄么？思维尚在鸟笼，身子仍在下跪，怎能想像这样的人会写出超然物外、精神自由的佳作精品呢？一个对7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和五四新文化断裂毫无沉痛感、缺乏思考力、不见道义心的人，怎么能写出具有深思维、大气度的好作品呢？
这些作家，有的貌似洋派，玩弄西方小说技巧；有的看似乡土，显得憨厚质朴；有的曾是后起之秀，故事编得婉转曲折；有的一脸纹理，似乎思考甚深。但是，他们在专制思维和小小利诱面前，都不约而同一齐露出三家村夫子的浅学寡识和政治俗气。没有思想，技巧是苍白的；心灵缺血，作品是贫弱的；人格缺钙，艺术是没有腰杆的。
60年来中国文艺界，匠多才少，巧多拙少，俗多雅少，世味浓而飘逸少，功利重而灵思少，奴气深而独立人格少。30年来，这些名人已被评论圈一群轿伕宠坏了，被捧上天而晕晕乎乎不自知，俨然一介名士，自以为下笔皆佳作，墨迹皆珍宝。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思想素质和人格尊严。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名流们，离思想者和独立人格的标尺还很远，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地下天上。走出名缰利锁，摆脱红尘拘系，守护良知人格，睁开眼睛知耻自尊，这是中国当代文化人启蒙第一步。走向现代文明，捍卫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的文化人还有很长的路。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