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教授不应是“听话、出活”的技师

最近中国教育和舆论气氛诡谲。当局发布加强意识形态思想教育的文件,提出要实行高校教师注册制。教育部长在宣讲文件时,又提出要抵制西方价值观,加强对教材和教师的审查。更有官媒发表许多文章,点名批判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教授

不管是大学的价值观之争,还是采用何种教材,最终都归结到大学教师的导向问题。

大学教师是如此的特殊和重要,以至于其他任何学校的教员都叫教师,只有大学的老师被叫做教授,即使是资历和学识低一点的也会是副教授、助理教授,而绝对不会叫教官、教练、教头、师傅。其他行业的最高级人才,往往也会被叫教授级医生、教授级工程师,或享受教授待遇的专家、经济师、政工师。

教授到底是什么?

它不是传教、授业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就像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来自西方一样,教授的现代称谓也来自西方。英文教授professor的意思是公开表示信仰的人,或声称某种宗教主张的人。它是历史上神学院中有信仰的人,或者社会上拥有不同主张的人,不盲从政治,研究阐述自己的观点,联络同道,汇聚跟随者,和不同观点的人辩论,形成各种思想流派、不同风格的大学。

容纳教授的一定是大学。大学和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观念开放、思想多元、学术自由、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学与研究,后者是封闭、单一、有标准答案和统一要求的规范训练。中小学有升学、统考的压力,有统一的课程和标准,属于基础教育。而大学没有升学要求,没有全国统考,课程因院校、教授、专业和社会发展而设置,属于开拓教育。

大学的大,绝对不是因为比高中多一年而大,否则高中完全可以设高四、高五,何必要上大一、大二?和高中的规范式教育,或其他技能培训学校的经验式训练不同,大学的大在于大胆的学、大量的学、和大师学。正如民国时代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强调的正是大学教师的重要。

大学教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先进国家不仅理念上把学术和政治分离,学术无禁区,研究有自由,而且在实践中实行教授终身制,不会用合同、项目、政治考核等限制教授,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空间,总结历史教训,对不合理的政治提出异议,探究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

反过来,任何控制人们思想和言论的社会,最终要控制引领思想、探究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只有一个声音,或者提供政治的标准答案让教授们去诠释宣讲,或者用高压和收买让他们保持沉默。

只是这样的地方,早已不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学,而是标榜“实事求是”的党校。这样的教授,其实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盛行的“听话、出活”的师傅、技师。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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