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6岁女儿面施暴 侨领夫人文革被吊房梁皮带抽断气

【新唐人2017年03月17日讯】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中国的传统文明价值,更摧毁了人对社会正义与人文关怀的意识。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曾发表文章,披露出文革中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章立凡在他的一篇“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文章中说,他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文革时期其中的一些记忆,愿人们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章立凡在一个恐怖之夜,走脱罗网的经历

章立凡在文章中叙述: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毛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支持。于是本校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1966年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人,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

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于是赶紧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著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迳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射门房周大爷。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著“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曾是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张洁凤被红卫兵打死

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司徒美堂由于反对蒋介石,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担任中共中央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去世。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司徒美堂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司徒美堂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瞭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章立凡说:“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像,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在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文章有删减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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