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闻】专访辛灏年:中共治下的自杀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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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8月27日讯】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份子群体,突然出现大量的自杀现象。自杀者中有不少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 我们继续来看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讲述的中共治下的自杀潮

5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社会便处在恐怖气氛中。各地自杀噩耗频传,但大多没有公开报导。

有估计指,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50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中,又有20万人自杀。

历史学者辛灏年表示,这些数字可能还保守了一点。

历史学者辛灏年:“一场镇压反革命就是50万人以上,因为毛泽东自己承认的,秦始皇只杀了460个儒生,我一次就杀了4万6千人,公安部统计是70多万人。而镇压反革命以后有20万人自杀,主要是资本家、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资本家、工商业者里面,该有多少是知识份子。”

在1949至1976年的二十多年里,大批著名的知识份子走上了自杀道路。其中不少人年富力强,处于事业高峰期。例如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等,国学大师熊十力、周予同等。

山西省《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撰文指出,这一时期的知识份子自杀,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

中国翻译巨匠傅雷夫妇,因不堪红卫兵侮辱,1966年9月3号在家上吊自杀。仅隔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 ,便双双自杀。又过了三天,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傅雷的生前好友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随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谢泳发现,1952年、57年和1966年,是知识份子自杀潮的三次高峰。这三次高峰,都和政治运动中的恶意人格侮辱有关。特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份子自杀,达到了49年后的第一个高峰。

一位研究三反、五反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情景:2月中旬开始,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不下万人。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各处商阜,都有同样情形出现。

辛灏年:“兆丰花园是我一个亲戚住的地方,也是我长居的地方。(那时)几乎每天经常的会悬吊三五个人在树枝上,不以为怪。上海的棺材几乎全部卖空,中共为了节约木料,只好大办火葬场,火葬场开张后,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天天客满。什么客?自杀的人的尸体。”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知识份子自杀的第二个高峰也随之到来。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造成致命打击,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自杀。

在中共的《内部参考》可以看到极少一部分案例,包括: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云南昆明政协委员汤汝光,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著名女散文家杨刚,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忏,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等。

辛灏年:“某位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写的很清楚,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原来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并且登报声明和‘反动’的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结果《人民日报》在报导他们的系主任的时候,居然污蔑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院领导权。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他觉得他没办法再活下去了,自杀了。原因是什么?他成分不好。他父亲是一个大文人中的‘大反革命份子’。”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文革时期蔓延到了全国。这个时期也是1949年后知识份子自杀的最高峰。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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