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习近平能否度过最大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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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是一场流行全中国、祸害全人类的大瘟疫。这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危机。

目前,全世界感染病毒级别最高的官员,是伊朗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赛义德·穆罕默德·米尔-穆罕默迪因感染病毒去世。

习近平的政敌——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军师”曾庆红,利用中美贸易战扳倒习近平,没有成功;利用香港问题扳倒习近平,没有成功;现在,瘟疫大爆发,这成了他们扳倒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

2020年1月1日以来,发生了太多极端反常现象。这里举两例:

黄登英从武汉一路“绿灯”到北京

2月21日,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在狱中已发烧5天的黄登英,乘坐女儿的自驾车,从封城近1个月的武汉出城,2月22日凌晨到北京。

在黄登英出狱前,习近平一路警钟长鸣:习近平大瘟疫江泽民郭声琨生死劫

1月22日,习近平讲:“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湖北省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外防输出,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对进出武汉人员实行严格管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要求“严防死守、不留死角”。“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2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要求“抓紧补短板、堵漏洞”,“把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对“乱作为的干部”,“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

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然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人口流入大省大市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加强对返程人员的健康监测。

据中共党媒报道,黄登英服刑的监区有警察确诊为新冠肺炎,黄属于密切接触者。2月17日至21日上午,监狱为黄测量体温13次,其中18日、19日两次体温为37.3°C;也就是说,11次体温不正常。按照习近平的三令五申和有关规定,黄登英在武汉至少要隔离14天。黄到北京后,24日被确诊。这表明:她在监狱已经感染病毒;如果她留在武汉,肯定会被确诊。

但是,带着病毒的黄登英,不仅出狱了,而且出了封锁最严的武汉,经湖北省、河南省、河北省,到达北京。

谁之过?3月2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过7天的调查后认定,这是湖北省司法厅厅长谭先振,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郝爱民,武汉女子监狱监狱长周裕坤等9人的错。

仅仅是这9个人的错吗?一个身体健康、外出打工的人,出武汉难,到北京更难。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出武汉,到北京,却一路“绿灯”,黄登英是否持有免检的“特别通行证”?如果没有,说不通;如果有,谁发的?

隐瞒1月14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的消息

国家卫健委网站上有一篇1月14日发的报道《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报道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对疫情防范应对提出明确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1月14日,全国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件事。直到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答记者问时说:“病毒的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既然1月14日国家卫健委就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习近平、李克强、孙春兰都对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讲了话,委机关相关司局和中国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健委主要领导及相关领导,在分会场出席会议。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这相当于卫健委系统“全国总动员”。当时,疫情主要局限在武汉,国家卫健委这么大的动作,疫情怎么可能控制不住?

电脑技术人员发现,这篇报道实际发表的日期是2月21日。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要将2月21日发表的东西,偷偷更改显示日期,变成1月14日发表的?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要在1月14日向全中国人民隐瞒这个会议消息?这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前,国家卫健委做的最重要一项工作是封口:

1月1日,国家卫健委打电话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这是一个封口电话。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通告。这是一个封口通告。对于“武汉不明肺炎”是否谣言?警方从专业角度无从判断,其中可能有国家卫健委的参与。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3号文件,明令有关人员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非国家卫健委认可的机构不准检测病毒,这也是一个封口通知。

国家卫健委还搞了一个奇特的规定,对于新冠肺炎,地方没有确诊权。医院要先上报省级疾控中心,再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最后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评估确认。在武汉,去年12月31日以前,已有104人感染新冠病毒。直到1月24日前,武汉的病毒样本必须送到12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由国家卫健委诊断组评估确认。

这要耽误多少时间?有多少人没法检测?有多少人等不到检测结果就死了?这也是在封全武汉医生的口,封全国医生的口。危难时刻,国家卫健委不着急救人,却到处封口,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习近平面临“生死劫

习近平从1月7日就武汉疫情作出明确指示,到2月21日黄登英出狱,开了多次会,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对于武汉“防输出”,北京“防输入”,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要求,要求“不留死角”,“堵漏洞”,“把工作抓实,做细”,“及时问责”,等等等等,竟然没能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防控”住!

国内外许多人都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是病毒的源头。在疫情发生初期,国家卫健委不积极主动搞防控,却到处封口。这些极端反常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怀疑:国家卫健委在刻意隐瞒“P4实验室是病毒源头”这个关键问题。

带着病毒的刑满释放人员从武汉进北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国家卫健委到处封口,中共政治局委员、分管国家卫健委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习近平1月7日的指示被封杀,中央电视台等散布大量假消息。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郭声琨、孙春兰、王沪宁都是江泽民、曾庆红的亲信。大瘟疫爆发以来的许多极端反常现象都表明:江、曾及其亲信正与习近平做最后的生死决斗。

习近平能否度过一劫,全在于他是继续与江、曾妥协,还是决裂江、曾,解体中共,置之死地而后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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