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晚年拒绝加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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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到中国,中共总理周恩来希望他介绍一些海外专家到中国讲学,以解决中国人才断层问题。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只是你们没有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束星北有多厉害?

1937年,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尔应邀访问浙江大学。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师生给他写信,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回信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52年底,在山东大学礼堂内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学生,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的学生。王竹溪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现状、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前景,以及他个人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和重要概念。

讲了将近50分钟时,主持人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王竹溪说不用。正当他准备继续讲下去时,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人走向讲台,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这位长袍先生拿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束星北。

束北星的学生、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留学美欧名校

束星北,江苏江都县人。1926年,留学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1927年,先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之后,到欧洲游学。

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仅用一年时间,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引荐,入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0年8月,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获理学硕士学位,时年25岁。

最辉煌时期

1931年,束星北奉母命回国结婚。此后,历任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教授。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等方面有诸多建树。1945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

1949年中共当政前,在浙江大学任教的17年,是束星北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浙大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校长竺可桢,中华民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在美欧学术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如鱼得水。他与另一个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教授,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自由的甚至是脸红脖子粗的争辩,思想火花不断碰撞,结出了不少重要的科学成果。培养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一批后来闻名世界物理学界的精英人才。

王淦昌教授说:“束星北的教学经验很丰富,我对他的教授方法,非常钦佩。他既不用课文,也不写讲义,常常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第一轮被批判

1952年,中国大陆高校搞了一次院系大调整。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紧跟形势,特别“讲政治”。束星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声称:“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

中共当政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束星北认为,苏联的科技远落后于美英等国。他说,苏联一本像样的物理杂志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大都是二流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因为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也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人斗你,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

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反对辩证唯物论,反对并抵制全面学习苏联。

第二轮被批判

1955年,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随之而的是肃清反革命运动。山东大学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排查后,将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翻出来了。

青岛市公安局《关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称,束星北1944年6月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等职,为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过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

束北星第二次受到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妻子、儿子也遭到批斗。他因不堪其辱,选择服毒自杀,却因服错药没死成。

被打成“极右派

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957年5月,束北星被请到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帮党提意见”。束北星发言的题目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总共半个多小时的演讲,被台下的掌声打断20多次。他反对“人治”、力主“法治”,最后用四句诗总结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目的达到后,“帮党整风”马上变成一场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束星北的上述言论,都成了右派言论。一段时间,束星北平均每天被批斗一次,最后,被打成“极右派”。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1958年6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后,将束星北定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法院判处束星北“管制三年”。

束星北被押往青岛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当时,他每月仅20元生活费,妻子无收入,七个子女受株连,被迫退伍、失业、失学,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被批判是家常便饭。

月子口工程完工后,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扫厕所,一度被安排制作尸体标本。当时,全国闹饥荒,束星北夫妻加上七个孩子,个个要吃饭穿衣,自然是难上加难。一次到学校农场收地瓜,他竟偷吃了一个,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

1961年底,束星北修复了青岛医学院一台损坏多日的脑电图机。此后,青岛各大医院的仪器坏了,都找他修理。他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但是,到1962年青岛医学院开“摘帽”大会时,名单里没有他。事后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手中。

被改造成“机器人”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束星北重归被监督改造的生活。年复一年的监督改造,使束北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有一次,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找束星北。经请示青岛医学院领导同意后,束星北上了部队的军车。当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著,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将毛巾扯下来了。但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蒙上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证明信回来时,束星北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

最后的遗愿未了

因李政道的关系,1974年,束星北终于摘掉“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1979年8月,束星北冤案最后平反。

1983年9月底,一场风寒将风烛残年的束星北击倒,弥留之际,他提出将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之用。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情恶化,撒手尘寰。

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太平间。半年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责成两个大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后面的树林里埋掉。两个学生图省事,就近将遗体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面。

拒绝加入中共

曾经,束星北是一个很有骨气、敢讲真话、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

但是,中共20多年变着法子的迫害,将他身上的锐气、棱角、傲骨全部磨掉了,他变的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不断地反省、检讨、批判、改造自己,争取有一个能干点事的机会。

晚年,他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在动力海洋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文革后,一些曾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科技人员,纷纷加入中共。海洋研究所的领导希望束星北也递交入党申请书,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虽然,束星北在高压下曾违心地或麻木地顺从中共强权,但是,在他的晚年,对中共残酷迫害文化精英历历往事,不可能忘怀。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选择做炎黄子孙还是马列子孙这个关键问题上,束星北作出了正确选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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