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商天下】共同富裕 “合法”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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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2日讯】3天前,中共2.0版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出台了,习近平提出了要“共同富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不过呢,这被一些分析解读为中共这是要通过“绑架式”慈善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共今年在各行业的一连串大动作,已经让民企富豪们成了整肃对象,而教师、公务员们也未能幸免,那么,接下来又会波及到哪个行业、哪些人群呢?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政策又将如何执行?对中国人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

政策解析

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主题是“促进共同富裕”,会议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还提到,要取缔非法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那么,在中国什么算是高收入呢?什么又算非法收入呢?我们知道,之前风声水起的校外教育培训,现在已经属于非法了,所以,具体的标准都要看中共政府给出的定义,而且这个定义是会经常变化的。

去年时,中国暨南大学的一份调查提到,中国高收入人群如果定在可支配月收入一万元人民币以上,那么,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大约会有800多万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0.61%。也许这800多万人,现在心里就要打鼓了,因为很可能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有一部分收入不知道会被调节到哪里去了。

那么,中共怎么解释“共同富裕”呢?官媒报导中说,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什么是财富的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呢?

初次分配是指通过劳动得到的财富;再次分配指的是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就是收入高的多缴税,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针对富人出台一系列税收,比如消费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

第三次分配就是要富人回馈社会,其途径就是捐款、做慈善。从“十四五”规划到这一次会议,中共多次提到发挥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所以未来的一大趋势,就是会要求富人多捐款。

不过,这也让原本自发自愿的慈善,可能会变成强行募捐了,其实这种强行募捐,中共也没少搞,之前也有过一些政府机构直接扣除部分工资,强行募捐的事情。如果把富人回馈社会变成一个指导性的政策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乱象,会不会让一些有了更大权力的机构或个人滋生腐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打压下,一些富人已经在被迫用捐款来保命,比如,腾讯在今年4月就宣布,将投入人民币500亿元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帮助中国乡村脱贫,当时习近平正高喊著今年要全民脱贫。

而在习近平刚说完要“共同富裕”之后,8月18日,腾讯又宣布,将再投入人民币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腾讯在声明中称,这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并提到,腾讯已经规划连续投入人民币1千亿,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持续探索助力“共同富裕”。不得不说,马化腾为了表忠心,也是拼了。

除了腾讯,今年以来,像是小米、美团、字节跳动这些中国科技大佬们也都纷纷展开了慈善事业,今年7月,小米创办人雷军捐出了价值22亿美元的股票作为公益用途;美团创办人王兴,也给自己创办的慈善基金会,捐了23亿美元的公司股份做公益。

一边是对网络公司的严格审查,一边是当局的“共同富裕”政策,估计未来,热爱公益事业的企业大佬们会越来越多。

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是通过免税来鼓励富人捐款的,比如你一年赚了50万,你喜欢传统艺术,你就拿出20万捐给了艺术团,那么这20万就可以免税,而且捐款通常是经过非营利组织完成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非常严格,财务需要公开、透明。

但在中国,捐款却是不透明的,比如红十字会,如果不是郭美美,我们恐怕还不知道这里面隐藏了多少猫腻。

另外,中国还有一些基金会是打着慈善的名义敛财。比如,上海慈善基金会,就被称为“官太俱乐部”,原上海市长黄菊的妻子余慧文曾经担任副会长,当时许多活跃于上海商界的巨贾,都想方设法接近她,据说上海首富周正毅,就曾给这个基金会捐了2千万人民币。

谁属于“高收入人群”?

提到这个“共同富裕”,我们就得说一下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情况。在过去40年里,中国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依然严重,去年开始的疫情更拉大了这种差距,有数据显示,疫情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上层权贵的收入,但普通民众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时是0.599,到了2020年时,则扩大到了0.704,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根据联合国对基尼系数的规定: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9。

在日本、澳洲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2006年,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供剪辑参考《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共各级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此外,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中国的大学、民间机构,都无法统计到中国人“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暗收入”的资料。那么,如果考虑中共庞大的权贵集团通过贪污、受贿、洗黑钱等方式得来的“不可见收入”,中国的真实基尼系数将会更加惊人。

2013年,维基解密“中国密件”中披露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2/3是中共中央官员。目前还有150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1985年时,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结果就是,中共官员们纷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过,“共同富裕”却没有实现,反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财富已经被500个权贵家族所控制,如今中共高层和太子党家族一如既往地圈钱、圈地、洗钱,各个家族的资产成百上千亿,更有以万亿计算的。比如,根据在美国的大陆富豪郭文贵去年的爆料,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至少坐拥5,00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财富至少在1万亿美元。

去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在去年6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6亿人中,有2.2亿人的月收入低于500元,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

而普通民众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以及疫情的重创之后,失业率暴增,生活艰难、民不聊生。

“共同富裕”可行?

邓小平来不及做的“共同富裕”,现在习近平要来完成了。对习近平宣告的“共同富裕”,北京经济学者彭定鼎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你只要是用合法正当取得的财富,不管多巨大,都应当受到保护。不能因为政策目的,变成有钱我就打你。”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刚被判了18年的孙大午,在民间的口碑很好,被称为良心企业家,但现在却是这样的下场。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孙大午没有把钱捐给政府,人们感恩戴德的是孙大午,而不是中共。

那么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看到在资源、机会、竞争等方面,因权贵们手中的特权而造成的不平等的情况随处可见。

比如教育资源不平等。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多,而相对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多,而对北京来说,西城区、海淀区的教育资源更多。

比如在2020年,北京各区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是862人,海淀区占了479人,西城区是213人,两个区的学生就占了总人数的80%。怪不得家长们拼了命要到这两个区买房子。

我们再看看医疗,最近东京奥运上的中国跳水冠军全红婵,在受访时提到,她拚命拿冠军的目的就是要赚钱给母亲看病。但中共官员的医疗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共官媒曾披露,一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而一个市局级别的高干病房,一天的费用就要20多万,一年是7,000多万。

此外还有竞争的不平等。比如,一些商人,通过收买当地官员的方式,廉价获取国有资产经营权,或自然资源开采权,由此带来高额利润,但这种财富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

中共搞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红利去哪了呢?相当一部分是进了中共官员的腰包。

打土豪分田地2.0

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围剿,中共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那么,像是医疗、养老金这些巨大的亏空如何填补呢?这时,中共又打起了高收入人群的主意,利用一些人的仇富情结“劫富济贫”,这其实也是中共惯用的套路,既可以收买人心,又可以转移视线,让中共再次度过劫难。

也许有人认为中共的均贫富是好事,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已经在演艺圈、科技圈,包括老师、公务员等领域都割了一圈韭菜了,如果医疗、养老的缺口还是堵不上,那中共可能还会想出更多的全民割韭菜的办法来。

当年,中共打土豪分田地时,曾经骗取农民为了保卫土地参加内战,然而他们的土地仅仅收获了几茬儿麦子,1953年,中共一搞合作化运动土地就又没了。曾有人总结中共的党史: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抢劫,以改革的名义分赃……接下来的“共同富裕”,或许又将书写一段中共“合法”抢劫的历史了。

策划:财商经济研究所
撰文:财商经济研究所
剪辑:曲歌
监制: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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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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